Page 52 - 《社会》2014年第1期

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

划大纲上的确定，承认了喜帖街行业经济和本土文化的价值；其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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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楼面由 ８．２２ 万 犿 减至 ７．９７ 万 犿 ，降低了项目发展密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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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宣布将在重建后拨出 ６０３．８７犿 净楼面，成立社会企业，以保存
和强化区内社会网络；第四，在城规会程序方面，规划署规定大型综合
发展必须先咨询区议会。
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采取自我证明措施重塑形象。专业人员的
参与和指导，使官方不能再随便以技术问题或程序问题拒绝或欺骗居
民。大型公共项目建设中遇到的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和抗争，使香港政
府意识到，简单粗暴的行政力量（如拆掉尚存争议的唐楼）和官僚手法
（如各种论坛中公职人员基本不发表意见）根本无法平息一拨又一拨的
反对浪潮。发展局开始讨论和研究如何改变重建手法，如增加复修而
降低重建的比例，尽量维持本土经济模式，落实居民回迁等。发展局在
２００８ 年宣布开展“历史伙伴计划”，开始主动介入一些保育项目，如湾
仔蓝屋项目开始实施“留屋又留人”的社会企业计划，景贤里、湾仔街市
等古迹也避免了被完全清拆的命运。市建局开展了市区重建策略检
讨，包括“ 犎１５ 关注组”在内的一些 “老对手”，都在被咨询名单中。对
于街坊的指责，林郑月娥也曾对公众道歉，并尽快采取了弥补措施。
以“ 犎１５ 关注组”为代表的“反对派”团体与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局
面可以称为“对抗性合作”。双方都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在具体问题上
虽然有冲突，但对抗的结果和目的是为了合作———生产出彼此都可能
接受的城市意义。双方可以在对抗中形成实际的合作（如理念的沟通、
信息的交流），还可以通过对抗（如规划方案的竞争性提出来实现合作）
相互吸收规划理念。这是既有权力对无权者之权力的承认，也是无权
者之权力在权力格局中的进步。它们可以成为生产性和建设性的合
力，在街道相遇，为城市生产好的社区。当然，这种合作并不是共谋，而
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权力冲突在具体领域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而合作
的可能性恰恰来自于双方的对抗（吕大乐， １９８９ ）。
“对抗性合作”的意义在于促进既有权力提高合法性，促使政府提
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具体目标看，利东街运动虽然失败，但长期对抗
性合作的过程提高了政府和民间的学习能力，能够在下次博弈中尽量
避免双输。以“ 犎１５ 关注组”长期存在的实践看，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
和增长对城市发展有贡献，它提供了新的替代方案，并开展了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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