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累月由市民的生活模式和实际需要自然衍生出来的。
由于拥有很多特色印刷店，如荷兰的木屐村、威尼斯的玻璃吹制作
坊，所以整条街道成为一个旅游景点，香港旅游发展局也曾前往东南亚
宣传利东街。因此，除了全港达官贵人、时尚名人和普通市民，也有不
少海外游客慕名而来，专程订购喜帖，选购印有姓氏的红包袋，或购买
一些中国特色的印刷品留为纪念。比如，金成公司的客人远至东南亚、
美国及加拿大等地， １０ 恒生公司也有来自美国、法国、印度、中东等地的
客户。 １１
与香港经济神话同步，无数小家庭、小本经营者一步一艰辛为自己
开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湾仔印刷业就已经
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见证了香港成为“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的
发展传奇。 １２ “利东街的建筑物是香港本土特色印刷业存在的物质证
据，见证了香港印刷业的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本地历史和文化价值”。
“利东街的旧建筑，反映了香港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民间生活文化和历
史，凝聚着公众的集体回忆，具有历史、社会和人类学方面的文化价值”
（ 吕烈丹， ２００７ ）。重建计划启动时，利东街 ５６ 间地铺中，有 ２２ 间印刷
请帖、喜帖或红包袋。不少店东已经做了 ２０ 年，有些甚至集结了几代
人的心血，经历了印刷行业随社会转变而求存的岁月，构成别具一格的
“本土经济”。
自发的经济模式、较小的社区规模、较高职业同质性、较小流动性
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全面互动，足以使利东街形成具有人际互信、平等交
换、行业保护和全面参与社区公益的市民社区（ 犮犻狏犻犮犮狅犿犿狌狀犻狋 狔 ）（帕特
南， ２００１ ）。身处其中的社区成员具有较高的确定感、安全感和可靠感。
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喜帖街是香港本土经济、旧区文化和社区网络的典
型代表（黄洪， ２００５ ；李欧梵， ２００５ ；梁文道， ２００５ ）。
卡斯特（ 犆犪狊狋犲犾犾狊 ， １９８３ ）将城市意义视为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
予的角色，一直处在统治群体和从属社会群体之间的争夺中。居民重
视的是地方（ 犾犪犮犲 ）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如家是温暖的象征）。但城
狆
１０． 参见：“重建利东街 喜帖业陷困境”，《东方日报》， 犃４７ ， ２００４－０１－１５ 。
１１． 参见：“送别喜帖街，再迎利东街”，《文汇报》百花周刊专题， 狆 ０１ ， 狆 ０２ ， ２００６－０５－２８ ；“留
住利东街”，《明报》影像特区， 犱０７ ， ２００５－０７－３１ 。
１２． 其他三大中心为美国、德国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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