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4年第1期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

（布尔迪约、帕斯隆， ２００２ ）。国内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从文化资本的角
度来看，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仇立平、肖
日葵， ２０１１ ）。一项关于上海城镇居民的经验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对于
子女初中以上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不同家庭背景中，其作
用机制有所不同：低教育和低收入背景家庭更多地借助文化活动参与
来实现文化流动，而高教育和高收入背景家庭更多地通过家庭文化氛
围来实现文化再生产（孙远太， ２０１０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不同社
会阶层或团体所享有的社会资本分配很不平均，家长传递给子女的社
会资本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
成就，从而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实现社会再生产。赵延东、洪岩壁
（ ２０１２ ）运用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概念和科尔曼的“社会闭
合型”社会资本概念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
现，“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的来源是家长的社会网络，其作用主要是为
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的来源则是家长
与孩子、教师及其他家长之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结构，孩子可以直接从此
类社会资本中获益。两种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可以共
同促进孩子的学业成绩。
教育分流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中间机制对教育地位获得模
型进行了充分拓展，在经验研究中，其操作化测量也较为客观可靠。那
么，在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地位获得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有效的解释
机制呢？这是本文要探索的主要理论问题。
事实上，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提出以后，各国学者都试图在
研究中加入新的变量，如智力（ 犻狀狋犲犾犾犻 犵 犲狀犮犲 ）、教育热望（ 犪狊 狆 犻狉犪狋犻狅狀 ）、职
业期望等，希望对人们的地位获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邓肯等人在
１９７２ 年撰文对《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没有讨论的部分（即中间机制）
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在分析模型中加入了两个新的中间变量———智
力、成就取向（ 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来探讨人们教育地位获得
和收入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或家庭背景优势的代际传递优势），其中，
智力包括儿时（ １２ 岁）智力水平和成年后智力水平，成就取向包括成就
热望（ 犪狊 狆 犻狉犪狋犻狅狀 ）、动机（ 犿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狊 ）和 职业抱 负（ 犪犿犫犻狋犻狅狀 ）等。研 究
发现，儿时智力水平对于人们的教育地位获得和成年后智力水平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在成就取向方面，研究只进行了理论说明，并没有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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