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

在小组内部形成密集错综的人情网与互动网。处于这种网络之中的村
组干部被村民视为自己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因此，如若小组长较真
地争夺被农户蚕食的机耕道，则会为村民们所不齿。相反，那些能在村
里为小组村民争回各种好处的村组干部则被认为是能干的好干部。

七、通过黑地进行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嬗变与公平观变迁
本文旨在考察治理资源在治理实践中的演变与功能，但在具体的
分析中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同样的治理资源缘何在不同的治理
实践中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影响变量便可能是农
民的公平观。将农民公平观置于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分析制度的嬗变
如何影响公平观的变迁，进而探析这一变迁对治理资源的分配所产生
的复杂影响，可能更接近治理资源分析的内核。
集体化时期，河村的黑地以及农民的公平观与此一时期的宏观制度
结构密切相连。 １９４９ 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个史无前
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制度：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
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
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
主的扩大再生产（温铁军， １９９９ ）。在这一宏观制度背景下，农民被囿于村
社之内，束缚在土地之上，农民同国家的关系也主要建基于土地之上，即
国家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征收粮食与税费。虽然此一时期，国家借助于
“权力的组织网络”（强世功， ２００１ ），便捷地使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
（如“树典型”、开现场会、参观等），通过各种正规、非正规的组织和渠道，
将其所认定的政策、方针传达到每一户农民（周晓虹， ２０１２ ： ９２ ），农民可能
迫于制度的约束而屈从，但基于生存而形塑的公平观则可能成为制度约
束的底线，即“不论怎样，你总不能不让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还吃不饱
饭吧”？这种公平观的形塑更多源自村社伦理中最基本的生存道义原
则———在任何时候，维持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具有天然的合法
性。正是在这一公平观下，农民在集体化时期对生存保障的诉求才导致
了河村黑地的产生。因此，与其说河村干部是集体化时期黑地的缔造
者，还不如说黑地是他们回应农民公平诉求的一个策略性产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家庭重新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
单位，此时，土地构成了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重新获得土地自由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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