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

解矛盾，摆平纠纷。通过运用这些资源，村组干部以笼络“大社员”的方
式来维持村庄内权力与秩序的某种均衡，但这种摆平的结果往往又会
积累产生出意料之外的后果。河村黑地在近半个世纪的村庄治理中所
呈现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也预示着同样的治理资源
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
以黑地的占有主体来区分黑地的资源属性，可分为黑地的社区化
和黑地的个体化。在黑地社区化的治理实践中，黑地是村集体代表社
区成员共同占有的，黑地所带来的收益也为社区内的成员共同享有。
在具体的实践中，社区的边界具有伸缩性。例如在人民公社时期，河村
的黑地由整个村民共同占有，村干部隐瞒土地最终是降低了整个村庄
的亩均负担；分田到户之初，河村五组、六组、十组的村民瓜分种子试验
场和知青点的土地，这一黑地的占有主体则是三个小组内的成员，所带
来收益的分享范围也仅限于各小组；在黑地个体化的治理实践中，黑地
则仅属于个别农户，其收益也归特定农户所享有。
当黑地的所属权在社区时（即黑地社区化），黑地作为社区“共有”的
资源有助于强化社区认同，巩固社区共同体的地位。正如张佩国（ ２０１２ ：
２２０ ）所指出，“共有地”就其功能而言具有社区整合的意义。社区化的黑
地由于其“共有”的特性，它在收益的分配上遵循着道义经济学的原理。
这一道义经济学原理在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可以阐释为，“生产队是由
亲戚、邻里、朋友、熟人组成的集体，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
后，农民在这样的集体中发现了家的利益。生产队中产生出一种集体生
存意识，在农业的产出只能维持温饱的时期，这种集体生存意识的通俗
表达就是‘吃饭靠集体’”（张乐天， ２００４ ： ５０５ ）。不仅一般的农民具有这种
预期，生产队的干部也具有同样的责任定位———要对生产队队员的吃饭
问题负责。正是在这一角色期待与预期兑现的互动中，村干部的内生性
权威得以产生与强化，其治理村庄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升。
当黑地的所属权在个体时，黑地虽然有助于增加单个农民的福祉，
但却瓦解了社区共同体的共享价值。分田到户之时，农村土地分配基
本在“均分制 ＋ 定额租”的制度框架内完成（温铁军， ２０００ ），其中，均分
制强调了社区成员权的存在与兑现，村集体要对每一个成员的生存负
责，要给每一个成员分配均等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以及由
此而来的税费均摊构成社区内成员共享的公平观。当个体拥有黑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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