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实质上就是降低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税费，而将其转嫁给了社区中其他成
员。这种行为构成了瓦解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乡村治理中不同类型资源的分析，田原史起（ ２０１２ ： ６－７ ）
认为，同时存在三个为地方治理提供资源的领域，即“公”、“共”和“私”。
三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资源供给原则：“公”代表着政府以“再分配原则”
为基础划拨的资源，“共”代表着社区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筹集的资源，
“ 私”则代表着企业或私人以“交换原则”为前提供给的资源。对于中国
乡村社会而言，较之于“公”和“私”，“共”历来承担着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
色。如果说“社区化的黑地”因为其“共有”的属性而强化了作为“共”代
表的村组干部的权力，使得村组干部在村庄治理中具有协调村庄事务的
能力，那么，“个体化的黑地”本身则是村组干部公权力较弱的表现与后
果。当村组干部缺乏足够的权威，在面对具体的治理实践（如纠纷调解、
税费征收等）时，黑地本身便成为与农民进行妥协的筹码。黑地个体化
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挑战并颠覆了社区成员的公平观，进而引发村庄治
理危机。在河村，由于黑地个体化后带来的税费征收危机便是一个典型
例证。不仅如此，当黑地成为村组干部与村民之间进行妥协的交易筹码
时，村组干部在治理实践中的主体性便丧失了，他只是不断地利用黑地
这一媒介来施展“摆平术”，这种没有战略的战术往往会产生治理者意料
之外的后果。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村庄内部有
很强的礼俗规范，虽然在具体的村社治理中可能广泛存在各种摆平术，
但在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会发现具体的摆平术背后的结构性规范。当下
的乡村由于急剧的转型与变迁，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治理资源正在逐渐瓦
解和消逝，乡村社会的摆平术日渐成为一种无原则的迁就与策略。这种
摆平最终只能缓和而不能解决问题，当旧有的摆平效应消失之后，将只
能采用更大的资源来摆平，河村小亩变大亩就是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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