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二）如何应对纠纷
瓦格纳  帕茨费茨和霍尔（ 犠犪 犵 狀犲狉犘犪犮犻犳犻犮犻犪狀犱犎犪犾犾 ， ２０１２ ）曾经划
分过纠纷解决的类型，他们认为纠纷解决的正式渠道往往具备常设机
构、成文规则和指定代理人等特征；反之，非正式渠道则往往存在特设
机构、临时性协议和自发参与者等特征。本文沿用这一分类，认为纠纷
应对渠道可以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法律社会学把纠纷出现后的
不作为、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依次描述为“金字 塔模 型”（ 犉犲犾狊狋犻狀犲狉 ，
犚犻犮犺犪狉犱犪狀犱犃狌狊狋犻狀 ，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麦宜生（ 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 ， ２００７ ）则依据中
国的经验对“金字塔模型”做了进一步的修正，提出了纠纷解决中的“宝
塔模型”。无论是“金字塔模型”还是“宝塔模型”，行动者从低端到顶端
的升级都意味着解决程序的制度化、正式和昂贵。不过，虽然正式渠道
的成本比非正式渠道的成本要高，但正式渠道解决纠纷的效果要好（张
泰苏， ２００９ ）。因为正式渠道解决纠纷的依据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结
果是可以预期的，并且通过正式渠道解决纠纷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
化、理性化等理念。
另外，运用正式渠道解决纠纷所需的这种成本对于权力资源丰富
的群体来说，或许并不能被称之为“成本”。比如，对于成本之一的“昂
贵”，孙立平（ ２００９ ）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在这个
社会中，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往往集中到同一部分人手中。
因此，权力资源丰富的群体，经济资源也不会匮乏。正式渠道的“制度
化”成本要求使用者熟悉法律法规并对制度的运行规则有一定的了解。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权力资源丰富的群体更多地存在于体制内单位
中，他们对体制内单位的运行模式更为熟悉，而法院这些正式渠道也隶
属于体制内单位。同时，处于体制内关系场域的群体，其社会资本是体
制内导向的，他们动员体制内资源的能力更高（边燕杰等， ２０１２ ），即权
力资源丰富的群体更容易通过法院等正式渠道去维护自身利益。因
此，权力资源丰富的群体在解决纠纷时，运用正式渠道付出的机会成本
相对少于权力资源贫乏的群体。
理性选择理论指出，行动者趋向于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报酬
（ 犎犲犱狊狋狉犿犪狀犱犛狋犲狉狀 ， ２００８ ），从这一理论出发，按照“成本—收益”的计
算，在面对纠纷时，权力资源丰富的群体在对自己拥有的资源量和各种
纠纷解决渠道的利弊进行理性分析后，将会选择正式渠道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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