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13年第6期

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

性在社会生活里具有决定性影响，看上去“理性”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社
会建构的结果（刘思达， ２００５ ）。所谓“合法性”，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来占
用或者交换的商品，而更多体现为与文化结盟、规范支撑以及与相关规
则和法律保持一致性的条件，是使组织行为在某些被社会建构的规范、
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系统中表现为满意、合适或恰当的系统普遍化的知
觉和预设（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５ ），也是由组织内部成员的行动与外部合法性行

为之间不断复制和重建的产物（ 犇狅狑犾犻狀 犵犪狀犱犘犳犲犳犳犲狉 ， １９７５ ； 犇狉狅狉犻犪狀犱
，
犎狅狀犻 犵２０１３ ）。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制度神话的本质在于，当社会的法
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
社会事实后，就变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
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周雪光， ２００３ ）。脱耦所预
示的与既定制度环境的分离，经常会让组织面临合法性失衡的风险，甚
至需要不断通过内外部合法性的涌现、确认、扩散和一致等复杂的交互
过程才能得 以 重 建（ 犅狅狓犲狀犫犪狌犿犪狀犱犑狅狀狊狊狅狀 ， ２００８ ； 犇狉狅狉犻犪狀犱犎狅狀犻 犵 ，
２０１３ ； 犛狌犮犺犿犪狀 ， １９９５ ），而制度主义传统的宏观研究对于脱耦中合法性
重建的机制问题始终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犇犲犲 狆 犺狅狌狊犲犪狀犱犛狌犮犺犿犪狀 ， ２００８ ）。
相比之下，合法性策略的微观研究虽然散乱，却也有一定的启发。
比如，苏克曼（ 犛狌犮犺犿犪狀 ， １９９５ ）曾对合法性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分类，即
实 用 的 合 法 性、道 义 的 合 法 性 和 认 知 的 合 法 性；格 林 伍 德 等
（ 犌狉犲犲狀狑狅狅犱 ， 犛狌犱犱犪犫 狔犪狀犱犎犻狀犻狀 犵 狊 ， ２００２ ）又进一步指出，在专业化组织
的制度化过程当中，合法性的构建其实是最后完成的部分，首先要完成
道义合法性，然 后 是 实 用 合法 性，最后 才是 认知的 合 法 性；约 翰 逊 等
，
（ 犑狅犺狀狊狅狀 ， 犇狅狑犱犪狀犱犚犻犱 犵 犲狑犪 狔２００６ ）集成了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社会
学的研究，认为合法化的过程包括创新、地方性确认、扩散和普遍性确
认四个阶段。
如果超越合法化的阶段性划分，追寻其中更深刻的本质，将有两个
方面更加值得注意：
首先，组织的特性本身可能会影响到其合法性的获得方式。这是
因为，组织的行动者在参与制度逻辑的建构时，会受到其职业和工作背
景的影响。对于一个市场组织而言，增加合法性的一种不证自明的方
，
式就是效率的提高（ 犃犫犲狉 犵２０１２ ）。事实上，即便考虑了威权主义的治
理结构，自我实现的市场逻辑判断在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比如，

· ３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