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4 - 《社会》2013年第5期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

会关系，难以发展成一种公共的援助机制。英雄伦理虽然具有一些中
国传统文化的要素，但仍需把它和乡土伦理区别开来。
英雄伦理发展的友情再造机制说明，其与乡土伦理大有不同。其
一，它是一种生成的，而不是先在地存在的。 １６ 比如，斯科特（ ２００１ ）的
“生存伦理”过分强调了既有价值对后续抗争的影响作用。抗争行动本
身在不断地形成崭新的伦理，从而引导着抗争的进行。其二，英雄伦理
不再受限于乡村，而是超越了乡村，从而形成了基于友情的抗争共同
体。抗争积极分子已经不再把乡村看做是生命所系、价值所依的地方，
而是从乡村之外寻找力量，这对于抗争积极分子英雄伦理的形成具有
更大的影响。
本研究只是对抗争积极分子的抗争伦理作一个尝试性分析，以解
释一些重要但却被忽视的经验现象，然而仍然有一些新的因素需要进
一步考察。虽然笔者是在抗争政治的脉络中研究抗争伦理，但抗争伦
理不仅引导着抗争行动的进行，还塑造了抗争积极分子日常生活的多
个层面，它甚至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对抗争政
治的研究需要超越原有的“抗争者—政府”的互动框架，把抗争者的日
常生活带入分析中；不再只是关心抗争行动是否挑战了国家政权的边
，
界（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 犘犲狉狉 狔 ２００８犪 ， ２００８犫 ；于 建 嵘， ２００４ ；应 星，
２００７犪 ；吴毅， ２００７ ），而要进一步发问：抗争行动是否“挑战”或“冒犯了”
抗争者的日常生活；如果日常生活被一种抗争伦理所支配、所塑造，那
么这对抗争行动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参考文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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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费孝通（ １９９８ ： ７７ ）认为，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的不同在于，前者并不是根据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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