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13年第5期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

伦理而形成的、基于友情的抗争共同体之中。互助连带机制这次不再
是作用于抗争积极分子和普通村民之间，而是作用于抗争积极分子之
间。然而，这种超越了乡村社区、地缘关系的抗争共同体存在着内在的
限制，最为重要就是抗争积极分子之间因各自的英雄伦理而展开了地
位竞争，从而导致了相互拆台的内讧，使得抗争共同体又面临着解体危
险。英雄伦理的等级区分机制的作用，不再体现在抗争积极分子与普
通村民之间，而是体现在抗争积极分子之间。进一步看，抗争共同体的
再形成及其解体，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过程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
抗争积极分子持续地参与抗争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英雄伦理与抗争政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损逻辑”只是构成了抗争行动发起的一
个初始动机。而抗争行动一旦发起，就会超出受损逻辑的解释，抗争者
转而被一种“英雄伦理”所支配。在抗争过程中，抗争积极分子的英雄
伦理不断发展出三种机制，即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
机制。其中，互助连带机制使抗争积极分子把他人的诉求包含在内，使
他们在本可以接受调解的情况下拒绝调解，在本可以退出的情况下却
持续抗争；等级区分机制使抗争积极分子在面临各种抗争困境之下，把
退出者看做是怯懦的，而把自己看做是真正具有英雄气概的人，他们对
英雄形象的自我塑造，使得他们把自己的“勇敢”转化为“勇敢的”行动，
进而持续抗争；友情再造机制使得他们在对乡村共同体失望的同时找
到新的希望。抗争积极分子之间因类似的抗争经历而形成基于友情的
抗争共同体。尽管这种抗争共同体存在着其内在的限制，但仍会使抗
争积极分子不断卷入更多的抗争行动中去。
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的“英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和两个结构性
环境有关，一是区域文化传统，英雄伦理的出现和鲁西地区民风彪悍的
地域文化有较大关系；二是社会转型环境，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纠纷
既难以被乡土秩序所整合，又难以被国家秩序所整合（储卉娟， ２０１２ ）。
因此，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之际，产生了“时势权力”。有一种“文化英
雄”，他们提得出办法，获得他人信任，从而产生了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
众的权力（费孝通， １９９８ ： ７７ ）。然而，在这两种结构性因素之外，英雄伦
理同时也是抗争积极分子在抗争过程中的一种崭新的、能动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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