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换言之，它是由抗争行动本身所带来的，并同时对抗争行动的进行起到
支配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英雄伦理”便赋予了中国乡村抗争
政治一些新的内涵。
英雄伦理发展出的互助连带机制说明，它不同于西方现代语境下
追求自我保存的“勇气”概念。在由霍布斯所开启的“为自我保存而斗
争”的西方现代传统中， １３ “勇气”体现为人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生命和
捍卫个人权利。 １４ 大体来看，耶林（ ２００７ ： １２－１３ ）所谓的“为权利而斗
争”，也是这一自我保存逻辑的展开。 １５ 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推崇的
英雄伦理，并不是那种追求自我保存的勇猛英雄，而是关怀民众、忧患
国家的有德英雄。浦安迪（ ２００６ ：第四章）对《水浒传》中英雄气概的讨
论指出，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替天行道”，这些发自民间的江湖
“义气”，体现了一种关怀民众、忧患国家的倾向。因此，中国乡村抗争
政治中的英雄伦理，推崇一种为民代言、把他人诉求包含在内的道德义
举。当然，他们身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位置（应星， ２００７犪 ），与那些
脱离乡村社会结构的江湖英雄截然不同（王学泰， ２００７ ）。他们追求公
民权利的宣称与诉求，也使他们不再仅是重视江湖道义的传统英雄。
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对公民诉求的宣称而把他们看做是追求公民权
利、大公无私的公民斗士（于建嵘， ２００７犫 ），他们在抗争行动中所表现出
的等级性伦理恰恰与现代公民伦理相悖。
英雄伦理发展出的等级区分机制说明，英雄伦理与所谓的“公民权
利意识”和“公民的勇气”（ 犛狑犲犱犫犲狉 犵１９９９ ）等概念并不相同。一些研
，
究常常把农民的抗争过程看做是公民权利觉醒、公民勇气增强，或是公
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沈原， ２００７ ；于建嵘， ２００７犫 ）。但是，本研究发现抗
争积极分子所形成的英雄伦理与公民伦理大有区别，一方面，抗争积极
分子的英雄伦理并不热衷于平等，而是强调等级性，它强调个人在群体
关系中的道德优越性；另一方面，英雄伦理并不具有公共性，积极分子
建立的朋友关系往往只是局限于私人联系，亦即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社

１３． 参见应星（ ２０１０ ）对霍布斯 狆 犪狊狊犻狅狀 概念的讨论。
１４． 曼斯菲尔德（ ２００９ ）认为，勇气的概念从霍布斯到洛克有一个转变，但都是建立在自我保
存的契约个人主义框架内的。
１５． 在耶林（ ２００７ ： １２－１３ ）那里，自我保存不只意味着生命的保存，还意味着作为人类生存条
件的权利；当任意行为侵害了这一生存条件时，就为主体的主张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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