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于优越地位的人物换作了自己而已。
仅从批评话语的结构来看，何梦坤和孟洪山应当说是这个团体曾
经的核心人物，一个擅长司法诉讼，一个擅长上访告状。这样一个看似
良好的组合为何解体呢？从双方的说法看，都强调自己具有英雄气概，
对方却以收取钱财为目的。如果两者同样是真正的英雄气概，或者同
样都是以收钱为目的，为何说不能“志同道合”而导致分离呢？由英雄
伦理发展出的等级区分机制，使抗争积极分子总是把自己看做在道德
上处于优越地位的英雄，而对于其他人的任何缺点都被看做是自己英
雄气概的反衬。这些缺点可能非常小，可能是好酒、好财、年纪大或不
识字等，这些在普通人身上并不算什么缺点，可在抗争者身上，就绝对
是天大的缺点，并且凡是能够反衬出自己的英雄气概的，都有可能被看
做是缺点并放大。尤其是当这种团体关系越来越亲密时，每个人的缺
点都会暴露无遗。这些都构成了团体解体的要件。
（三）小结：友情再造机制的力量与限制

当抗争积极分子对 乡村社 区表 现出 失望情绪 时，英 雄 伦 理 发 展
出的互助连带机制便失 去其赖 以存 在的 场 所，这使抗争 积极 分子 处
于一种相对孤立无援的 抗争 状态。然而，抗 争 积极分子 之间 因类 似
抗争经历和抗争体验而交往密切，从而重新形成了一种朋友圈子，一
种基于友情的抗争共同 体。这种朋 友圈 子，对 于抗争行 动有 两个 重
要的意义。
首先是“友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以往研究常把农民抗争放在政
府与农民对立的框架中，遵循着一种“怨恨政治”（成伯清， ２００９ ；刘小
枫， １９９８ ）的解释。但如果对抗争积极分子进行整体性考察后则会发
现，这只是一种局部的判断。在农民抗争中，不只是有怨恨，而且有愉
悦；不只是有敌人，还有友情（德里达， ２００６ ）。实际上，无论是愉悦还是
友情，不是抗争之前就有的，而是抗争行动本身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其
次是“圈子”对于抗争的重要性。这种朋友圈子，它的“跨区域性”不同
于李连江与欧博文（ 犔犻犪狀犱犗 ’ 犅狉犻犲狀 ， ２００８ ）所描述的“乡村社区”，而它
的“松散性”又不同于麦克亚当（ 犕犮犃犱犪犿 ， １９８８ ）所描述的社会运动组
织，但在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争积极分子的英雄伦理在抗争过程中发展出的这种友情再造机
制使他们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进入一种因相似抗争经历和共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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