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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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誉、反抗窝囊的抗争行动，就不仅是简单地进行个体层面的利益诉求，
同时也是要在群体层面上去获得一个总体的解决，以重建其在乡村共
同体中的荣誉，这才是其抗争的真正动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尚辉带领本村村民发起了上访和诉讼等一
系列抗争行动，并引起了县乡政府的关注。政府人员多次进行私下调
解，并愿意给他个人以经济赔偿。然而，他在本可以接受经济补偿并全
身而退时，却拒绝了乡政府的“调解”，而是选择持续抗争。
如果我只是维护我自己的话，我钱也拿到手了。我要是
跟他说，给我多少钱就散伙了，那乡镇早就给我多少钱就散伙
了。我暂时没有那样做。那时候绳县法院，春喜跟我去了几
次，法庭庭长直接跟我谈话。他说，老杨，这个经济损失你要
求吧，要求多少。头一次，他张嘴给两万，后来给四万，看是否
能了结这个事。我从梁城市返到绳县以后，两个庭长又跟我
谈，说是经济要求你说，看能赔偿你多少。我坚持真理，春喜也
笑。我说，经济要求我一点也没有，我就一点小小的要求，你给
我立案，公正合理地给我判决。我要求啥，我不要求钱。后来，
那个李庭长说，你怎么这么犟啊，如果你要求的条件，乡镇达不
到，你再告他们乡镇也可以。我就是没有这要求，我就是看看，
这个合同，是有效还是没效；我就是看看，这个法律是不是只约
束老百姓不约束政府。（访谈资料， 犢犛犎 ，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０１ ）
对于杨尚辉来说，其个人诉求本来很好解决，只要他接受乡政府的
调解和经济赔偿，就可全身而退，但他并没有那样做。政府的调解与补
偿只考虑了抗争积极分子个体的利益得失，却忽视了他与其他村民之
间的连带关系。单独接受经济赔偿虽然可以在个体层面上获利，却并
没有去除群体层面的窝囊概念，不能使他重建乡村共同体的荣誉。“调
解”虽然是中国乡村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集体抗争事件中却常常
失效，因为抗争积极分子是集体抗争中的重要担纲者，其英雄伦理激活
了其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助连带机制，使得他们难以接受由私下调解
带来的“个人好处”，并拒绝选择独善其身的应对策略。
杨尚辉曾因其出色的农业种植能力和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在村民
中广受赞誉。如果说，地方政府的不法作为使其荣誉受损，那么他所发
动的集体性抗争行动则是试图重建这一失去的荣誉。但是，抗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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