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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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
的一些问题，却被石连升知道，举报信却到了石连升手里，他
便经常打击报复我，先后拘留我三次，在监狱里五个月，又被
绳县法院判了两年半，受的罪和正会哥差不多，我是敢面对现
实敢说实话的人，和我一块告的人一个个吓的（得）不敢告了，
现在就只有我自己告，我要一直告到底，告到这个村霸支书下
台。（资料来源：石春喜书信， ２００１－０９－２６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石春喜的抗争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从私
下的“告密”，变为公开的上访、诉讼；从起初拥有一起抗争的同伴，变成
一个人的抗争。在抗争公开后并变为一个人的事业以后，他变得更为
坚定、更具有英雄气概。这些变化，与政府“维稳”、乡村暴力和家庭困
扰密切相关。
首先，政府“维稳”客观上导致了抗争积极分子将矛盾从私下转为
公开化，从个人矛盾变为集体议题。石春喜本来是通过“告密”渠道反
映乡村社会中的问题，这种揭发并不具有集体抗争的性质。而政府出
于“维稳”的考虑，试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揭发信又返回乡村干
部。同时，这也是矛盾由私下转为公开的开始。
其次，乡村暴力在使普通抗争者逐步退出的同时，也使抗争积极分
子更为坚定。村干部的“解密”，把石春喜定义为乡村“公敌”，使得乡村
内的集体行动难以发生。村干部石连升向村民们公布正是石春喜举报
了他们结婚不合法、生育不合法和土葬不合法，石春喜便被塑造为乡村
“公敌”，这也使他难以在乡村范围内组织集体行动。 ８ 尽管如此，他还
是极力突破了这种困境，找到其他三个抗争者共同告状。但是这种小
范围的集体行动本身就存在着局限性。当他们告村干部火化一事时，
作为普通抗争者之一的石守省，他的父母亲都是没有火化而直接土葬
的。所以，当乡干部说“先把他们起尸火化，看他还敢告么”时，石守省
的退出是可以理解的。与那些退出者相反，石春喜突破了这些乡村抗
争的困境并排除了阻力。
８． 从石春喜“告密”的事项来看，除了偷盗一事外，其他几项都是和村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的，办结婚证、计划生育证、火化证，表面看起来是一种腐败行为，可是却是一种“被村民需要
的腐败”。村民通过办结婚证获得提前结婚的机会。在结婚之后，他们要通过办计划生育证，
来获得“多子多福”的机会。当人故去，他们又要通过办火化证，避免真正地被火化以获得“入
土为安”的机会。石春喜的告密，给一向平静的乡村生活掀起一层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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