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在扩招后则变得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从教育的社会经济意义上而言，随着我国市场化进
程的日益加快，教育回报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获得模型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相一致
（ 犚狅狊狊犪狀犱犠犻犾犾犻 犵 犲狀 ， １９９７ ； 犉狉犲 狔 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１９９９ ； 犜狊狅狌犪狀犱犔犻狌 ， ２００１ ）。
当引入不同的条件变量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发现，与一些西方国家类
似，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也出现了“教育回报失灵”现象，即教育程度
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收入水平这一途径来实现，教育回报无法
促进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对此，西方幸福理论的解释主要立足于
微观个体层面，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本身对自我的期望就
比较高，这导致了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时常处于紧张、压力、焦虑的状态
（ 犆犾犪狉犽犪狀犱犗狊狑犪犾犱 ， １９９４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较
强的优越感，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例如暂时性失业，他们的相对剥夺感
也会比其他人更强烈，直接降低了其对幸福的感知程度（ 犠犻犾狊狅狀 ， １９６７ ；
犔犪 狔 犪狉犱 ， ２００６ ）。然而，在笔者看来，幸福感不仅是个体评价自己生活质
量的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社会满足民众需求的程度，勾勒出实现民
众幸福的最佳社会模型（ 犞犲犲狀犺狅狏犲狀 ， １９９２ ）。 １３ 也就是说，居民幸福感
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作用于个体层面的结果产物。不同的社会形
态和客观条件将导致教育回报的差异性，这对身处其中的居民幸福会
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之间的关系
来解释城市居民幸福感中的“教育回报失灵”现象似乎更为恰当。
在教育回报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劳动者的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高低。劳动者可通过教育、培训
或积累经验等途径实现的人力资本增值，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
场中获得的经济回报。然而，这种观点却遭到“新结构主义”的批评，即
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忽视了结构存在的价值，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具有纯
粹的竞 争 性、统 一 性 和 完 全 性，而 是 受 到 非 经 济 因 素 的 联 合 制 约
（ 犛犿犻狋犺 ， １９９０ ）。在此，市场力量被弱化、分割成多种特征各异的部门。
各部门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因市场、社会和制度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一

１３． 参 见： 犞犲犲狀犺狅狏犲狀 ， 犚狌狌狋 （ １９９２ ） ． “ 犎犪 狆狆 犻狀犲狊狊犻狀 犖犪狋犻狅狀狊． ” 犠狅狉犾犱 犇犪狋犪犫犪狊犲狅犳犎犪 狆狆 犻狀犲狊狊 ，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犾犉犻狀犱犻狀 犵 狊犻狀犖犪狋犻狅狀狊．犺狋狋 狆 ：／／ 狑狑狑．狑狅狉犾犱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狅犳犺犪 狆狆 犻狀犲狊狊．犲狌狉．狀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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