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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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四、长期住院精神病康复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充权的可行性
孙立平（ ２００２ ： ８４－９０ ）曾经从方法论上概括了三种社会研究模式，
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日常生活”。范斌（ ２００４ ： ７７ ）认为，将这
三种研究模式借用到弱势群体的“充权”研究上恰到好处。他指出，“自
上而下”的研究模式强调社会结构、制度、政策、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对
弱势群体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强调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
认为研究对象是完全自主的，即强调和关注弱势群体自身的需求和利
益的表达。对于住院康复的精神病人来说，外在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
虽然对他们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住院期间，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
与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但是在“专家”权力控制的医院体系中，这些往往
是被忽视的（叶锦城， ２００５ ： １６９ ）。郑广怀（ ２００５ ： ９９－１１８ ）在讨论伤残
农民工的案例时曾提出“无法被赋权”的说法，指出“赋权理论的讨论是
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文本层面展开的，未能涉及制度运作的实践
层面”，一旦进入实践层面，该群体可能遭遇一个逐渐被剥夺权力的过
程。那么，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是一个可以被赋权的群体吗？如果从政
治、经济层面来看，该群体（精神残疾）也会是一个难以被赋权的群体；但
若转向该群体“日常生活”的层面，该群体的“充权”是否有可能呢？
范斌（ ２００４ ： ７７ ）认为，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还是“自下而上”
的研究都偏于单向度研究，不能应对弱势群体在“充权”这一过程中所
遇到的现实与制度共同张力的影响，需要转向“日常生活”层面的研究。
“日常生活”层面的研究强调弱势群体自身和外部环境的互动。“‘日常
生活’研究把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及其‘充权’实践，视为该群体自身和
社会因素的结合，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充权’理论既重视改革及
改革所生成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构建和型塑的作用，
也重视弱势群体的行动对正在变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型塑作用”（范
斌， ２００４ ： ７６ ）。
医学上认为，精神残疾群体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自制能力均在正常
能力以下，所以，需要医生和家人对其生活进行管控和负责。这样的管
控和负责是对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整个人的掌控，他们几乎失去自由，不
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喜欢的地方和亲近的人，等等。在医院管
控与现实压迫下，住院康复精神病人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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