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13年第3期

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区域，在一些地区甚至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跨区域流动（吴知， １９３６ ）。以农村纺织业为例，在全国几个大的农村布
区，虽然农民已经发展到“荒田织布”的状态，但是这些布区的织布业仍
然以家庭工业作坊的形式出现，以包买制的形式来组织生产和开拓市
场，并没有出现织布工厂（方显廷， １９３５ ）。这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
大量的市场需求背景下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
工厂制形式而一直维持着“家庭 ＋ 包买商”的生产和市场制度，学术界
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和纺织业的低利
润率构成的“过密化”（赵冈、陈钟毅， １９７７ ），另一种则突出包买制这种
制度形式相对于工厂制度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优越性（周飞
舟， ２００６ ）。今天看来，这两种解释模式都各有其片面之处。“过密化
说”以极低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作为理论基础，难以解释这些农村布区在
经历了繁荣发展和技术改进之后为何仍维持家庭生产的现象；制度主
义思路虽然能够解释农村工业的组织效率和技术进步，但是对于家庭
生产所面对的高昂的监督费用、质量控制的困难和生产者的“道德风
险”则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事实上，工厂制度相对于分散的家
庭生产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这些方面。由此可见，对于民国时期许多
地区出现的繁荣的农村工业，学术界的理解至今依然是不够完整的。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乡镇企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兴起似乎
是民国时期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创新形式。但是，从大量的经济学文献
来看，乡镇企业虽然是一种工厂制度，却不能有效解决监督费用和质量
控制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其模糊的产权结构所导致的“软预算约束”
和日趋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首先，由于乡镇企业带有色
彩鲜明的政府投资和管理背景，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在财政包干制下，乡镇企业无论经营效率如何，都能够为地
方政府带来大量的产品税和增值税， ２ 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意愿和实
际行动去扩大乡镇企业的规模，因此形成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各地政府“大办企业”和“办大企业”的热潮（ 犗犻 ， １９９９ ）。这是一种典型

２． 产品税和增值税分别按产品总额和增加值总额进行征收，是同一类流转税。国家自 １９８４
年起决定把原征收产品税的部分工业产品陆续改征增值税，到 １９９３ 年底产品税完全被增值
税所替代。这个税种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一直是规模最大的税种，主要与企业规模相关（参见
周飞舟， 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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