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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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其次,乡镇企业在报酬分配方面难以形成较好的奖
惩方案,对经理人的激励不足。在这方面,村办企业似乎问题更加严重
一些:在一些村办企业内,企业不能自由解雇有村民身份的员工;村民无
论是否在企业工作,都有部分享受企业利润或福利的权利。这些现象,
,
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模糊产权所导致的代理问题( 犓狌狀 犵1999 )。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乡镇企业既不是传统农村工业的延续,也
不是对传统农村工业形式的“反动”,因为乡镇企业的工厂制度至少在
产权、经营层面上并不是一种对于家庭工业来说具有明显优势的现代
企业制度。纯粹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既不能彻底解释传统农
村包买制组织下家庭工业的成功,也难以深入解释乡镇企业的繁荣。
事实上,对于乡镇企业的繁荣最有力的解释都是从“外围”入手的。从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解释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论”。这类解释以两位学者的研
究为代表。第一位是巴里·诺顿( 犅犪狉狉 狔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他认为,乡镇企
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在赶超战略下形成
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国有企业生
产的大多数是重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填
补这项结构上的空缺而兴起的。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企业效率和产
品质量的低下都不影响乡镇企业的扩张和盈利( 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 1996 )。进
入 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勃兴,以耐用
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市场形成了多种企业竞争的局面,此时乡镇企业
的利润率就出现了直线式下降的局面,并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大规
模倒闭和转制。另一位学者李稻葵( 犔犻 , 1996 )讨论的不是产业结构而
是市场结构,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解释。乡镇企业繁荣的时代
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时代,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经
济的束缚,而乡镇企业作为新生事物,与计划体制没有旧有的联系,其
带有政府色彩的背景又十分有利于这些企业在当时并不完备的要素和
产品等“灰色市场”中进行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交易。 90 年代中期之
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乡镇企业难以适应这种较为完备的市
场,其倒闭和转制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类解释可以称为“政府行为论”。这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
手,讨论财政包干制度对于县、乡政府行为的影响。在财政包干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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