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3年第3期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是否可以完全以人际网络来解释当前中国的
公民参与呢？对照现实的经验，可以看到，这其中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第一，通过既有人际网络卷入到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往往意味
着参与者更具同质性，且人际网络越密集、越是熟人社会，对公共事务
的参与越多。然而，在当前中国，许多吸引广泛公共参与的事件却往往
发生在“陌生人社会”的大城市，并且，原本人际网络相互隔离的异质性
行动者都被卷入到公共参与事件中。在没有社团组织基础的情况下，这
是如何发生的？第二，人际网络一直都有，在中国，公共参与的兴起却是
一种新鲜的政治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历时性的变化？
一个最为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的存在。虽然互联网也被认为会减
弱现实世界的联系，降低社区参与（ 犑犲狀狀犻狀 犵 狊犪狀犱犣犲犻狋狀犲狉 ， ２００３ ； 犛犺犪犺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然而，互联网提供了过去所没有的跨越地域和人际网络
的公共平台，传播了信息，改变了过去公民参与主要依赖地方和团体的
参与组织基础，向地域更加分散而以利益、兴趣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方向
，
发 展 （ 犠犲犾犾犿犪狀 ， ２００１ ； 犙狌犪狀犎犪犪狊犲犪狀犱 犠犲犾犾犿犪狀 ， ２００４ ； 犢犪狀 犵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 ）。现有以互联网为组织动员机制的中国研究大都是以特定群体
或社区的维权抗争为对象，考察的是在这些维权抗争群体内部互联网
的动员和组织作用。比如，研究者发现，人际网络很难解释社区的业主
抗争，因为在新商品房小区中，邻居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但目前与住房
相关的抗争却主要集中于商品房小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正是在于互
联网，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小区规模对于集体行动能力的限制在逐渐
消减（黄荣贵、桂勇， ２００９ ）；在工人维权行动中，互联网也起到了建立联
系、商讨策略、分享经验和即时动员的关键作用（汪建华， ２０１１ ）。
在既有研究看来，在那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卷入的公共参与事件
中，互联网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公共舆论的塑造。比如，在线的公共
讨论能够对某个事件进行阐释，达成共识，成为线下直接行动的基础
（黄荣贵， ２０１０ ）。就此而言，议题本身所具有的话题性以及意见领袖的
扩散都是其获得“影响力”的关键机制（曾繁旭、黄广生， ２０１２ ）。不过，这
种公共舆论的塑造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起相当大的影响力，吸引不
限地域而彼此陌生的网民的关注和讨论，但却往往难以长久维系。管兵
（ ２０１２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互联网行动模式，即“互联网多次博弈模式”和
“互联网焦点事件模式”。在他看来，诸如“肝胆相照”论坛这样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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