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及很多人，但是，人们很少联合具有相同处境的人采取集体行动，而往
往倾向于采取个体行动自力救济。同时，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那些越
具有庞大社会关系的人、越能够通过社会关系支配和调用资源的人，对
环境危害做出抗争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冯仕
政， ２００７ ）。甚至对于代表公民社会成长的社团而言，研究也发现，过度
的官方控制削弱了社团的横向联系，中国的社团并未发展出强调横向
平等合作的导向，而仍将政府的协助作为最迫切的需要，对于国家的依
赖心态相当强烈（陈健民、邱海雄， １９９９ ），甚至诸如环保组织这样的社
团也积极寻求建立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利用国家权威和行政网
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赵秀梅， ２００４ ）。这种行动导向被称为“嵌入性行
动主义”（ 犲犿犫犲犱犱犲犱犪犮狋犻狏犻狊犿 ），它对于中国 犖犌犗 组织动员政治资源、实
现社团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 犎狅 ， ２００７ ； 犞犪狀犚狅狅犻 犼２０１０ ）。
，
那么，与这些研究发现不同，为何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生活中会有非
直接利益者卷入的公民参与的兴起？

二、公共参与的不同解释

人们为什么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已有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路径，即个体成员的角度和制度结构的角度。从个体成员的角度来看，
社会成员要么被认为是拥有特定价值取向和公民态度的个体，更具公
民性（ 犮犻狏犻犮狀犲狊狊 ），从而“倾向于”参与公共生活（阿 尔蒙德， １９８９ ；帕 特
南，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要么被认为是经济理性的个体，从金钱、时间和能力等
方面做出“理性的”考量，从而决定是否参与公共生活（ 犞犲狉犫犪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５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政治制度结构才是影响公民参与的关键
因素。在斯考切波等人看来，美国政治制度架构的变化使得社团获得
政治影响力的要素不再是成员数量的庞大，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倡导性
而非成员性社团组织的兴起，各种倡导性社团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而社
团的入会 率 却 在 降 低，从 而 出 现 了 帕 特 南 所 说 的 公 民 参 与 的 衰 落
（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 犛犮犺狅犳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 犉狉犲犻狋犪 犵 ２００６ ）。
，
与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另一些学者尝试用微观结构的解释在宏
观结构分析和个体分析之间搭建一个桥梁，这个微观结构主要是指社
会网络（ 犑犲狀犽犻狀狊 ， １９８３ ； 犣狌狉犮犺犲狉犪狀犱犛狀狅狑 ， １９８１ ）。研究者不仅强调社
会网络在塑造个体态度上所发挥的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同时也强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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