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13年第3期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

形式，也可能是更加积极地为社会抗争者提供协助，为他们穿针引线，增
加他们的社会资本，扩大他们的资源动员，甚而研究者本人也深深卷入
到这些事件中去。这些为自身利益而抗争的事件会由于其他社会行动
者的加入而演化为一个公民参与的公共事件。这种城市公共参与的兴
起也被看做是“没有民主化的政治多元化”（ 犕犲狉狋犺犪 ， ２００９ ）的表现。
相对于集体抗争而言，这些由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公民参
与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鲜图景。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中国
一直被认为缺乏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环境。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以
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尚未形成清晰的轮廓和团体的
界限（费孝通， ２００７ ；阎云翔， ２０００ ；姚泽麟， ２０１１ ）。 １９４９ 年之后，再分
配经济使得个人全面依附于国家及其代理人，单位体制瓦解了社会组
织，分割了社会群体，在个人与国家及其代理人的纵向关系上形成了一
种“庇护—附庸”关系；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关系上则盛行特殊主义
的工具性关系，瓦解了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合作，个人并不通过与其
他群体成员的合作来追求共同目标，而是通过与更高地位和权力的个
人对于忠 诚 的 交 换 来 追 求 个 人 目 标 （魏 昂 德， １９９６ ；杨 美 惠， ２００９ ；
犣犺狅狌 ， １９９３ ；孙立平， １９９６ ；边燕杰， ２０１０ ）。因此，中国的社会网络主要
是纵向的，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隔绝，寻求合作的“横向”
公民参与网络难以形成，公民很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也不会为了公共
利益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阿尔蒙德， １９８９ ；帕特南，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
因此，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被认为是以追求个体或者小群体
利益为主要目标，以特殊主义的“找单位领导接触”、“找关系”为主要形
式（ 犛犺犻 ， １９９７ ；陈映芳， ２００３ ；胡荣， ２００８ ）。在城市社区中，即便较之于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的行政干预和控制已经相对减弱，居委会纵向的参
与动员及其自上而下培育的积极分子网络依然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形
式。行政化介入使得社区以“行政联系”作为主要组织特征，建构了纵
向一体化的邻里政治过程，居民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横向的沟通
和互信关系。即使在集体抗争中，能否与政治系统和政府官员建立特
殊主义导向的“关系”也十分关键。在上访和业主维权过程中，关系对
于动员运动领导人和普通参与者、获取高层权威支持以及获取信息都
发挥了 重 要 作 用（ 犛犺犻犪狀犱犆犪犻 ， ２００６ ；石 发 勇，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 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 ，
２００６ ）。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也显示，虽然环境危害一般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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