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人也更容易成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犛狀狅狑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０ ）；相反，与运
动退出者 的 联 系 越 强，则 越 不 容 易 被 动 员 和 卷 入 到 社 会 运 动 之 中
（ 犕犮犃犱犪犿 ， １９８６ ）。（ ２ ）社会网络的集中性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
置对于个体行动有重要影响。如果网络非常分散，并且个体在网络中
处于边缘位置，那么，他就很难积极地参与进来（ 犌狅狌犾犱 ， １９９３犫 ）。（ ３ ）这
种强关系的作用还进一步为积极分子和身份认同两个因素所强化：积
极分子在参与者招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更容易通过非正式的人
际网络 将 诸 如 朋 友 等 与 他 们 有 强 关 系 的 人 招 募 到 社 会 运 动 之 中
（ 犓狉犻犲狊犻 ， １９９３ ； 犘犪狊狊 狔 犪狀犱犌犻狌 犵 狀犻 ， ２００１ ）；具有强联系的社会成员更可能
形成基于 非 正 式 社 会 网 络 的 相 同 身 份 认 同，从 而 进 一 步 推 动 参 与
（ 犕犮犃犱犪犿犪狀犱犘犪狌犾狊犲狀 ， １９９３ ； 犘犻狏犲狀犪狀犱犆犾狅狑犪狉犱 ， １９９２ ）。
在社团缺位的情况下，人际网络的视角为洞察中国的公共参与提
供了有意义的解释框架：第一，许多社会运动都是围绕诸如环保、人权
和女权等公共议题而展开，社会成员的参与往往并非直接利益相关者，
而是一种制度外的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与当前中国的公共参与有
很大的相似性。第二，这些社会运动往往并非如资源动员理论所设想
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人际网络的视角本身就强调社会运动缺乏组织
或者只有松散的组织，这与当前中国的公民参与也有相当的相似性，即
不管是维权抗争还是围绕维权抗争而引发的广泛公民参与，组织性都
是较为薄弱的 （应星， ２００７ ）。
在关于中国维权抗争的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开始强调人际网
络而非社团组织作为参与的组织基础的重要性：基于地缘关系和同学
关系的居住地动员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动员模式；在所谓“私人利益取向
的集体行动”中，依靠亲属关系网络的强关系介入也使得那些非直接利
益相关者卷入到集体抗议中（余成普， ２００７ ）；城市社区中良好的社会网
络对抗议性集体行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对公共型
社区参与具有正面影响（ 犛犺犻犪狀犱犆犪犻 ， ２００６ ；黄荣贵、桂勇， ２０１１ ）；在有
业主论坛以及围绕幼儿和老人编织的社区非正式社会网络密集的融合
性社区中，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更高（曾鹏， ２００８ ）；开放性的社会人
际网络对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 的 治 理 产 生 了 显 著 的 积 极 作 用 （高 恩 新，
２０１０ ；陈捷、卢春龙， ２００９ ）；在城市中，以春节拜年来测量的人际网络对
于维权抗争具有显著影响（胡荣，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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