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4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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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
归还给集体。要这样讲法。上面来问,就讲是借地。( 2006-
06-11 , 犣犅犜 )
村民们也需要从各种渠道了解和摸索上层政治局势的发展和变化:
就那时候我们还记得,就搞这个东西啊,汤茂林书记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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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的斗争哎。他也要听广播,听新闻,那时候广播,没有
獉獉獉獉獉獉獉
电视,就小广播啊,一天到晚在那摆着,听中央新闻(笑),那时
候不敢搞。( 2006-05-11 , 犡犛犇 )
当时安徽省军区那个司令员,就叫廖辉来山南乡蹲点,汤
茂林就作为区委书记就跟他就碰头,私下啊,就座谈啊,就问
一问。作为他是上一级军方,就问他,就现在中央可有什么新
的运动、新的形势……他讲,目前啊,中央马上要开什么就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就可能会有一
个结论,一个结论。他就、他就听到这个风声后,他就开始分,
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叫分,叫借嘛,你们就借下去种麦。( 2007-02-05 , 犣犅犜 )
对外部局势的把握为何显得如此重要?事实上,类似的由村庄自
救产生的包产到户的萌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如 1956-1957 年合
作化初期的安徽、浙江、四川等地出现的“拉牛退社”; 1959 年大跃进后
甘肃等地出现“包工包产”; 1962 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安徽
省出现“责任田”等等(杜润生, 2005 ;范晓春, 2009 )。然而在度过灾荒
后,或是在国家政策收紧后,这样的萌芽不止一次地被压制下去;即便
在一些极其偏远的山区得以保存下来, 15 也并不会改变国家总的方针
政策,“最主要的还是环境,那个气氛,有时候搞了一点上面就给你纠正
了”( 2006-02-24 , 犣犎犡 )。
可见,相对于上层权力运作与国家政治局势而言,村庄的集体行动
仍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如同汪洋里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因外部局势
的变化而飘摇不定。
那时候他也不敢宣布名字,上来都是摸索上面态度。我
讲实在话,中央一级没有表态,只有透毫漏风,他就不敢,好多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獉獉
人呢就不敢敞开来搞这个事情。后来才敞开了。( 2006-05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4 , 犣犅犜 )
15. 如浙江台州地区(何建新, 2008 )、安徽省金寨县双桥区桃岭公社金桥村(王立新, 199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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