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在隐藏文本中，基层干部表达了对违背国家政策的担忧，农民叙述
了自己对政策变动及其后果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双方的隐藏文本并
不是斯科特笔下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各自为营的状态，而是一个相互汇
聚的过程———村民们能够洞察基层干部的犹疑和试探，而基层干部也
能够觉察农民的谨慎与不安。双方隐藏文本的汇聚实际上揭示了：与
其说是农民的自发行动推动了农村政治的转变，抑或基层干部的得力
组织改变了农村生产的格局，不如说这两者的行动力量相对于上层权
力而言都是微小而脆弱的。因此，本文并不赞同周凯（ 犣犺狅狌 ， １９９６ ： １ ）
关于农村改革“是一次（农民）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者的、非意识形
态化的、非政治运动，它很快扫除了一切阻碍，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
的论断。笔者认为，在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的隐藏文本中所共同表现
出来的犹疑、恐慌与观望，与正式文本中描述的基层干部与民众敢说敢
干的英雄主义气魄之间的差异，恰恰反映了被主流历史文本有意忽略
的基层村庄共同体行动的特点———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相对于高
层政治权力的影响而言，乡村共同体的行动能力依然显得微小而脆弱。
国家在集体化末期并非只是单纯扮演了被动撤出和顺应民众意愿的角
色，普通农民仍然缺乏形成更大规模意愿表达和集体行动的资源与机
会。

四、分层叙述背后的权力关系

（一）分层的历史叙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历史叙事存在着不同的
层级：在国家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中，这是一段依靠群众路
线推动历史变革的过程；而在农民口中，他们却以搭建“工农好干部”的
形象和期待成为权力关注点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和利
益诉求。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隐藏文本中，却读到相对于强大的外部
权力，乡村共同体的行动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
在主流历史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被政治文化精英和权力关系化
约之后的历史顶层，而口述历史的方法却能发现如此色彩斑斓而又诡
异狡黠的分层叙事。其中，“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但不同讲述者
之间片 面 性 和 局 部 性 的 碰 撞，反 而 是 口 述 历 史 最 大 的 魅 力 所 在”
（ 犘狅狉狋犲犾犾犻 ： １９９１ ： ５７－５８ ）。本文并不试图证明哪一种历史叙述更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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