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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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状态：村民们能够洞察基层干部的犹疑和试探，而基层干部也能够觉察
到农民的谨慎与不安。基层精英立场的转变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国乡
村的“基层精英”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
由于二者共享生活世界的很大部分，反而形成了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
的一种内部纽带；并且在集体化末期，相对于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国家治
理机器而言，由双方共同构成的乡村基层行动在影响和推进更大范围
内的政策变动上，仍然是极其保守而脆弱的。
（三）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逻辑
在对历史文本的多层分析中，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家
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在其公开文本中强调农民在变革中的推动作用；
而农民自己的叙述则表明其自身的观望与犹疑，以及在实际的政策转
变过程中，基层干部和外部权力的影响。正是这一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
为洞悉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解渠道。
农民的叙述文本显示了集体化末期农民的主体行动，主要表现为对
国家治理话语和逻辑的“部分洞察”（ 犪狉狋犻犪犾 狆 犲狀犲狋狉犪狋犲 ），以及通过对国家
狆
原有话语要素的重新解构和建构，表达了自身对现实权力关系的理解和
对政治世界的价值伦理期待；同时，国家的治理技术也可以成为农民底
层政治的重要行动工具———正是由于洞察了“总体性社会”对塑造典型
和营造戏剧性表演场面的重要诉求，基层农民才会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
中尽量迎合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时也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和资源。
尽管农民的主体行动在集体化末期表现为上述种种形式，但其行
动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家允许的制度框架内，且复制和再
生着国家既有的治理基础和逻辑。基层乡村的主体行动仍然具有暂时
性、脆弱性和观望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和仰仗外部政治局势
的变化和发展，尚未像主流历史话语中描述的那样“成为中国新的发展
动力”（ 犣犺狅狌 ， １９９６ ）。事实上，集体化末期的基层乡村行动仍然保留着分
散、权宜和游移不定等底层政治的特点，更多的还是“对个人利益的反应
或消极的抵抗，而不是试图去直接改变国家”（米格代尔， １９９６ ： １７５ ）。
（四）国家制度顺利转型重要基础的“群众路线”
如果说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能力并未如国家主
流叙事中所述的那样强大而集中，那么基于群众利益和群众呼声的“群
众路线”为何会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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