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13年第2期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

监视、指责、告密和威胁蔓延开来，各种私人恩怨都在紧张的情境下被
激化为更大的怀疑与仇恨（ 犆犺犪狀 ， １９９２ ）。村庄中的“危险分子”更害怕
自己成为接下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那天晚上，赵理胜养了 ７ 只鸭子，用鸭子换的酒，叫我去
喝，喊了我两次我就去了。那天是 ３ 月 ２０ 号，我也不好意思喝
他的酒。 ２７ 号公社要斗汪祠堂的两个四类分子，他担心可能也
要斗他，他怪我知道不跟他说。我对他讲，我跟你讲有什么意
思呢，这事我是知道，可是我又保不了你。第二天，早上生产队
挑塘泥，我挑到 ８ 点钟回来，看他门还关着，心想今天他不想干
了吗？推开他的门一看，他已经自尽了。（ ２００７－０２－０５ ， 犣犅犢 ）
在集体化末期，政权的破坏性狂热已经被制度化了，运动本身开始
成为社会运作的逻辑（郭于华， ２０００ ）。灾害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当时
社会中的恐慌气氛———从焦躁不安、无所事事，到谣言的散布和流行，
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濒临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使
得村庄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
施以缓解灾情下的躁动与不安。
诚如福柯（ １９９９ ）所言，恰在此时，权力之光和原本生活在历史阴暗
角落中、无法被历史所触及的底层民众在文字记载搭建的舞台上碰面
了。 ６ 而在文字历史上留下的片纸只言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通往过去
的小径，引导我们回到那个被无数浩瀚历史所湮没的村庄之中，去寻找
被主流历史所覆盖的历史地层的根基。
在下文中，本文将分别从国家的、基层干部的、农民的公开文本和
村庄的隐藏文本等角度，呈现不同立场下的主体对当时场景的多元叙
述和描绘———此时，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开始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历史生
活的交汇 ７ （李猛， １９９８ ）。本文试图从这些历史交汇点中发现历史的
不同层级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的逻辑。

６． “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福柯， １９９９ ）。
７． 所谓“公开文本”是指基层干部和农民在初次接触到访谈者，双方并不熟悉彼此，觉得笔者
的身份更接近历次调查研究的上层人员时得到的历史叙述；而“隐藏文本”是指受访者和访谈
者通过多次接触，在日常生活中熟悉起来，建立信任关系，希望作者能够共享他们生活经历和
细微感受，以一种透露点内情、说点“轶事”的口吻所作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访谈
中，两种文本之间的区分或许没有那么明显，叙述者情感和立场不断变动时刻影响着文本色
彩的细微差别，这一点仍然需要访谈者悉心体会和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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