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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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
双方都强调“包产到户”和农业“去集体化”是广大农民的呼声和要求，
而农民的意愿和行动亦是新中国政策推进和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然
而事实上，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基层干部在地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
中往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下文，我们更能发现在普通农民心
目中，基层干部在推进集体化末期的政策变更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
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其自身的公开文本中，基层干部却并未将自己
作为叙述的重心，而是与国家的公开文本保持一致，将普通农民置于叙
述的中心呢？
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处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上，只能具体执行
国家政策，并不能改变既有国家政策规定。然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
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有可能成为基层干部搭建其公开
文本的重要话语基础。“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王
绍光， ２００２ ），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渗
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邹谠， １９９４ ）。基层干部在国家实际治理过
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常规性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为他们成为“广大基层
民众代言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由此一来，在其公开文
本的搭建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延用了“群众路线”这一国家意识形态
话语框架，且以其第一手的治理经验和技术进一步推演和丰富了这一
国家治理的话语框架。
那么，农民的公开文本是否也强调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在推动政策
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像斯科特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支配者和
从属者共同建构公开文本的过程呢？
（四）普通村民的公开文本：搭建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
和利益诉求
有趣的是，农民的公开文本对上述问题并未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
之，在民众的历史记忆中，行动过程中大写的主体不是自己，却反而是
乡村之外力量的介入。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表述看作是农民
对自身行动和价值的无视；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将叙述的重心置于村庄
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民众以另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现实
权力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一理解之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游移的权宜
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犛 狆 犻狏犪犽 ， １９８８ ）。
与国家公开文本将群众置于根本性位置上的叙述不同，在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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