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构和组织运行逐渐智能化、扁平化与并联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科层组织信息不对
称、组织效率低下和决策滞后等困境，助推数字科层制的再理性化 。最后，数据驱动
〔 １３〕
破除科层组织的信息壁垒。数据依托 “虚拟替代性、多元共享性、跨界融合性和智能即时
性”等属性，通过重塑信息结构、改变资源属性、催生创新逻辑、重构内部规则等手段，
能够推动组织内的 “数据共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科层制组织的信息割裂问题 ，及其
〔 １４〕
官僚主义惯性 。
〔 １５〕
二是 “技术负能治理”。尽管上述每种技术路径都能不同程度地缓解科层制的 “理性
化悖论”，但既有研究亦表明，这些技术路径还会造成 “技术负能”的后果。算法依托程
序规则进行效益最大化计算，可能会引发算法科层制组织作为伦理实体和道德主体的存在
性危机，使算法沦为数字控制工具 ，造成算法决策专断、数据泄露风险、公共自治空
〔 １６〕
间挤压等问题 。算力层面，在算力推动数字政府部门的建设过程中，算力技术与科层
〔 １７〕
制组织面临技术、制度、组织和伦理认知的结构性适配困境 。数据更新滞后、平台协
〔 １８〕
同不足和部门间壁垒等问题复现，会造成组织信息壁垒回潮，其本质上是科层制组织制度
设计滞后性，以及技术迭代快速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必然结
果。
〔 １９〕
（三）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更新
现有研究表明，“算法科层制”、“算力科层制”和 “数据科层制”中以数智技术手段
提升科层制组织理性化程度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将归于失败。究其原因，大多数分析建立在
“数据作为既定有效前提”的隐含预设上，多聚焦于 “数据数量”，而缺乏对 “数据质量”
的专门审视，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实为一种 “技术中立主义”的 “工具论”观点。本文认
为，“技术中立论”的研究视角存在如下局限。一是在认识论层面，它误将 “技术事实”
等同于 “客观事实”。例如代表学者约瑟夫·Ｃ·皮特 （ Ｊｏｓｅｐｈ Ｃ． Ｐｉｔｔ）主张技术制品本
身并不拥有、嵌入或包含价值 。这忽视技术的诞生、设计与应用是一个充满人为建构、
〔 ２０〕
价值筛选与认知框定的社会过程，以韦伯·Ｅ·比克 （ Ｗｉｅｂｅ Ｅ． Ｂｉｊｋｅｒ）和特雷弗·Ｊ·平
奇 （ Ｔｒｅｖｏｒ Ｊ． Ｐｉｎｃｈ）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论者指出，技术是由相关社会群体通过协
商、冲突和意义赋予共同塑造的 。二是在价值论层面，技术中立论者误认为技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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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无恶”。如卡尔·雅斯贝尔斯 （ 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曾将技术表述为一种本身并无内在善恶属
性的工具 。然而，这种观点掩盖了技术内在的价值负载性与政治性，兰登·温纳
〔 ２２〕
（ Ｌａ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揭示许多技术系统从设计之初便体现了特定的政治秩序、权力关系和
社会安排 。三是在实践论层面，技术中立论预设了技术效用是普适、中性与可客观衡
〔 ２３〕
量的，如皮特将技术效用设想为可脱离具体情境衡量的产出 ，忽视了技术效用高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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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与利益结构。这种对技术效用单一化、去语境化的理解，正是 “数智
全能主义”的理论根源，即过度将技术视为中立、全能的解决方案，忽视其与社会、伦理
的互动关系。
综上，我们主张从 “技术价值论”出发，将技术理解为自其诞生、设计至应用，始
终嵌入特定价值取向、政治属性与社会关系的产物。进而，认定技术以及不同 “数字科层
制”研究框架下预设的包括算法、算力、数据在内的技术要素，并非中性的技术载体，而
是内嵌价值的实践性存在。基于此，承接以上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本研究引入 “算料”
这一符合特定质量标准的数据作为关键变量，秉持 “社会建构主义”的 “真假结构”的
价值论、“善恶结构”的认识论与 “效用结构”的实践论，提出以下研究命题：算料能否
大幅度提升传统科层制组织的理性化程度，“算料科层制”是否对化解科层制组织的 “再
理性化悖论”有效，进而对 “算料科层制”的表现形态、运行机制和 “再理性化悖论”
展开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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