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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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 “社会文化人”提供了根本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反对将人抽象为孤立的、纯粹的经济
                      〔 13〕
             行为者。马克思主义的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自由的、
             和谐的,包括物质、精神、道德、社会关系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与 “社会文化
             人”的价值复合性、文化嵌入性、社会关联性深度契合,为 “社会文化人”提供了哲学
             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 “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决” ,这正是 “社会文化人”所追求的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 14〕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资源的丰富供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社会文化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儒家 “仁义礼智信”
             的伦理体系、“经世济民”的治理智慧、“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理解 “社会文化人”
             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如 《管子·牧民》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
             调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的统一,这与 “社会文化人”所倡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则为 “社会文化人”的文化嵌入性提供了价
             值支撑,强调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进。儒家思想强调 “仁”的伦理价值,“仁
             者爱人”与 “社会文化人”的价值复合性高度一致。《礼记·礼运》中 “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的理念,强调经济活动应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而非个人私利,这与 “社会文
             化人”的社会关联性相呼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经世济民”思想,更是直接指导
             了 “社会文化人”的实践路径。
                  3. 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支撑
                  现代社会科学为 “社会文化人”提供了方法论支持。社会学中的 “嵌入性理论”、费
             孝通 “文化自觉”思想、文化经济学等,共同构成了 “社会文化人”的方法论基础。格
             兰诺维特的 “嵌入性理论”指出,经济行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
             网络和文化传统之中 。这一理论为 “社会文化人”的文化嵌入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费
                                   〔 15〕
             孝通提出的 “文化自觉”概念,强调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 16〕
             这为 “社会文化人”的价值复合性提供了超越单一文化的视角。文化经济学则从实证层
             面凸显了文化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影响。“社会文化人”概念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创造性融合,为构建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实践机制:主体重塑如何可能

                  人文经济学的主体重塑,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范式转换,更是一场深刻的实践变革。核
             心在于构建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旨在通过结构性的引导与规制,将嵌入于
             社会文化网络中的经济主体从 “经济人”的路径依赖中剥离,并重塑为兼具价值理性与
             社会关联性的复合型主体。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重塑机制呈现出多维度的协同
             特征。党的领导与制度引导构成了重塑的政治前提与顶层设计,通过将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坐标嵌入经济制度,确立了超越单纯资本逻辑的规范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文化资
             源的经济转化机制发挥了关键的物质载体作用,通过产权界定与价值增值,将抽象的文化
             认同具象化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教育与价值观培育构成了认知与心理层面
             的支撑,通过认知重构与情感共鸣实现主体意识的深层内化。最终,道德与社会文明建设
             的制度化则提供了外部环境的硬约束与软激励,通过规范硬化与激励相容机制,营造出
             “崇德向善”的社会生态。这四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于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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