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实践需求，更为全球发展提供了超越西方范式的中国智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价值。

一、问题提出：为何要告别 “经济人”

在经济学漫长的发展谱系中，“理性经济人”（ Ｈｏｍ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假设构筑了新古典
经济学宏伟大厦的理论基石，该假设强调个体在信息约束条件下，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追求
自身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这一理论在亚当·斯密 《国富论》一书中初露端倪，经由杰
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一代代经济学家的精雕细琢与系统论证，最终成为现代主流经
济学分析市场行为、资源配置乃至宏观政策效应的标准预设。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早已
超越了这一简约模型的解释边界，尤其是在当今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和社会价值多元碰撞的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 “经济人”范式所固有的内在困境与时代局限性日益凸显，不仅在
学术层面遭遇来自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严峻挑战，更在实践层面
难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性诉求。因此，告别原
子化的、纯粹自利的 “经济人”，不仅是理论自我革新的必然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紧迫
课题。
（ 一）传统经济学的主体困境：从抽象到失真
“经济人”假设的根本症结在于其 “去人性化”倾向，它将活生生的、嵌入于具体社
会文化网络中的个体，抽象为一个个孤立的无文化烙印的决策机器。这一假设系统性地忽
视了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社会情感、身份认同等非经济因素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深层塑造
作用。首先，文化与社会规范的缺位使得该假设无法解释大量真实世界中的 “非理性”
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深刻指出，“人类演化出有限自利，同
时具备学习互惠等行为规范的能力，正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 。如家族企业在传承过
〔 ３〕
程中对 “家业”而非单纯 “资本”的执着，远非股东财富最大化模型所能涵盖。这类行
为不是 “非理性”，而是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中的另一种理性———社会文化理性。儒家商
业文化主张 “惠民”“富民”，恪守 “诚信”，强调 “先义后利” ，儒家文化的嵌入使企
〔 ４〕
业合作成功率显著提升，明显高于纯契约导向的西方模式。这表明，“经济人”假设在跨
文化情境下存在系统性偏差。其次，人的工具化与目的性丧失是 “经济人”假设带来的
另一重危机。在此范式下，人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目的性存在，而降格为实现经济增
长、资本增值或市场效率等外在目标的工具，这种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
展”理想背道而驰。马克思在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痛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
的 “异化”，强调人应当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 将人简化为 “经济人”，恰恰是这种异
〔 ５〕
化在理论层面的固化，它遮蔽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丰富本质。西方经济学的 “经济
人”假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体现，理性经济人可能会在契约自由的场域中因自我
欲望的过度膨胀，丧失德性，诱发道德风险 ，这与 “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形成尖锐冲
〔 ６〕
突。
（二）中国实践对理论的挑战：超越西方范式的本土智慧
如果说理论内部的困境尚属学术争鸣，那么源自中国大地的鲜活实践，则构成了对
“经济人”假设最直接、最有力的经验性质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从根本上要求我们超越那种只见 “物”不见 “人”、
只见 “利”不见 “义”的狭隘经济观。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叙事中，文化从来不是经济的
附属品或装饰物，而是内生性的驱动力量和价值坐标。苏杭模式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观察
样本。苏州与杭州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简单堆积，而是巧妙地将千年积
淀的园林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诗词书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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