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工具理性脱离价值约束被绝对化时，便可能发生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使原本服务于人的实
践活动反过来支配人的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于人内在契合价值理性，其合
理性并不取决于功效和利益，而是对人之发展的价值认同。价值理性的取向，“是不计代
价地去实践由义务、荣誉、美、宗教召唤、个人忠诚或者无论什么 ‘事业’的重要性所
要求的信念” 。这种价值理性以价值实现为核心评判标准，强调意义、目的与价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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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并不只存在于投资实践中，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渊源，
可追溯至哲学史上关于 “人—物”关系的持续论争。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已注意
到技艺与目的 （善）之间的张力，并警示单纯依赖技艺可能偏离对善本身的追求。近代
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 “物”逐渐脱离人的价值目的而获得相对自主性。康德针
对这种情况提出将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作为道德准则，从规范意义上否定将人降为工
具的合理性。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随着技术理性的高度制度化，物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人的存在及价值被不断贬低。对此，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对存在本身的遮蔽，指出现代
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其本质是一种摆置、促逼人的技术 “座架”（ ｄａｓ Ｇｅ － ｓｔｅｌｌ），它
将一切持存物转化为可计算、可支配的资源 。在这种技术理性主导的存在境况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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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是人的生存手段，而逐渐演变为支配人的力量。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对立，正是
“物—人”张力在投资领域中的具体显现。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对立作出了更为根本的批判性揭示。在马克思看来，物与人的冲突
并非源于物本身，而是源于二者关系的异化。正如马克思在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所揭示的，劳动的对象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这种劳动的对象
化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对象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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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这种对象化却反过来以异己力量支配人，形成 “物的统治”和 “人的从属”。由
此，工具理性的扩张并非价值中立，而是与资本逻辑相结合，使物质获得对人的优先性。
投资于物在这种条件下容易被简化为资本增殖的技术手段，而投资于人则被压缩为提高物
之使用效率的附属环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对立，实质上反映了
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之间的深层冲突，也构成了二者辩证关系中不可回避的张力维
度。
（三）辩证性：对立与统一的互相转化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对立和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呈现出可转化的辩证关系。依据对立
统一规律，矛盾双方虽然相互依存，但地位并不对等，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决定
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二者矛盾的转化，首先要确立 “投
资于人”的矛盾主要方面地位。这并非否定投资于物的价值，而是明确物的投资必须服务
于人的发展目标。马克思曾在 《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
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这一判断揭示了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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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目标指向为培育人的能力时，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对立关系才具备向辩证统一转化
的现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转化的实现依赖于对工具理性的重塑，使其重新嵌入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的价值理性框架之中。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物的投资呈现的工具理性问题并不在于技术
或物本身，而在于其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而形成物本主义思维。只有当物的对象化过程重新
服务于人的能力生成与社会关系重构时，原本可能引发异化的力量才能转化为促进人的发
展的现实条件。因此，投资实践需要达成哲学思维的觉醒，破除物本主义迷思。比如，海
德格尔曾警示，唯有通过哲学沉思人们才能从技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进入 “一种与技术
的自由关系” 。只有不断重思 “人重于物”的哲学立场，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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