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定性因素。恩格斯早就指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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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不仅是价值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将经验
上以物为主的生产力理论，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自觉，实现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的当代表达。
（二）以人为中心的 “人—物”关系的哲学重构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在根本上回应了现代性进程中长期存在的 “人—物”关
系失衡问题。近代以来，物逐渐从人的实践手段变为实践目的，并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取得
支配地位。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当劳动产品以 “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对立时，物
便由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转化为反向支配人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
下，商品、资本与技术的相互勾结遮蔽了其人类实践根源，形成 “物的统治”的现实形
态。因此，在当代发展语境中，如果片面强调资本积累、技术扩张和物质规模，忽视人的
能力成长，人与物的关系便容易颠倒为 “物反噬人”这种结构。
在数字时代，异化结构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成为关键生产要
素，生产过程日益系统化和平台化。人在生产体系中被压缩为数据节点或执行环节，其技
能退化趋势凸显，自主决策能力持续弱化甚至丧失，并最终在数字空间中丧失其主体
性 。马克思早已指出，私有制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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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一逻辑在数字资本形态中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渗透。因
此，数字化并不自动意味着人的解放，物质资本在数字化时代反而更容易反向侵蚀人的主
体性。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使物质回到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的手段定
位，避免物的力量压倒人，使物真正服务于人的成长。
可以说，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本质上是对异化理论的回应，是对 “人—物”
关系的哲学重构。投资于物是手段、载体和过程，投资于人是理念、目标和追求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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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于人意味着通过教育提升、能力建设、制度保障与公共精神培育，使人具备理解、调节
和规范物的能力。当人的能力成长与物的扩张同步推进，物便不再作为外在力量同人相对
立，而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展开。由此，投资于人不仅能提升个体能力，更能重
塑人与物之间的权力结构，使物的积累围绕人的发展目标展开。在这一意义上，两种投资
的结合通过强化主体能力，实现从 “物支配人”到 “人重于物”的关系转型。
（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超越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在根本上超越了以物质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体现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的理论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单纯以经济总量为旨归，而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立场。“人民中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意味着发展不是以资本
与技术的自我增殖为目的，而是以人民主体的个人能力发展和精神生活质量提高为根本尺
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发展哲学，既肯定物质力量在历史进程
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拒绝以物的扩张取代人的主体地位。因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
合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的价值旨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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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在理论上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超越。
与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习近
平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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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意义并不在于物质产出的无限增长，而在于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而投资于物和
投资于人相结合将物质进步明确界定为人的能力发展和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而非目的本
身。由此，它在发展哲学层面完成了从 “以物为尺度”向 “以人为尺度”的根本转向，
使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局限，展现出独特的价值逻辑与哲
学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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