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传统廉洁文化现代认同、主体参与局限、文化失真风险等问题。

第一，破解传统廉洁文化的现代认同难题。传统廉洁文化诞生于农耕文明与封建伦理
中，带有独特的时代性和阶级性，难以直接适用于当下社会。其依附于传统皇权统治和宗
法秩序，强调对皇帝权力的忠诚与服从，缺乏法治精神和个人权利意识，同时言语表达晦
涩、承担载体固化，缺乏普适性。因此，新时代需要对传统廉洁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剔除其糟粕部分，赋予其现代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融合，增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感和实践性。通过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将
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使其成为现代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
进而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第二，突破廉洁行为转化的主体参与局限。广大人民群众对廉洁行为实践参与度不足
是传统廉洁文化面临现代认同难题所衍生的负面效应之一。封建社会通常会将统治者定义
为廉洁的责任主体，而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更多是廉洁秩序的旁观者或崇拜者，传统廉洁文
化缺乏对民众参与角色的明确建构，民众的廉洁实践多局限于个人修养和家庭内部，而缺
少对公共领域廉洁秩序的主动维护。这种历史传统局限导致现代社会中少数群众仍存在
“ 廉洁是官员的事、是党员的事”的认知偏差。“ 广大群众往往缺乏参与廉洁文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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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和热情，或是被动参与其中，主体参与度明显不够高”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廉洁
文化 “ 两创”，构建并完善全民参与的廉洁文化实践机制，明确提升民众在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群众从廉洁秩序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评判者。

第三，规避物质载体开发的文化失真风险。物质载体开发的文化失真在中国现实社会
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同化，文化的个性化被淹没；二是文化商业
化，导致其核心价值被稀释；三是文化庸俗化，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不断被挑战 。
〔 ８〕
为此，要严肃对待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物质载体的开发，重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
化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保证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 两创”的真实性和纯粹性。在中华
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 两创”的过程中锚定文化本真，厘清其物质载体产生的具体历史背
景，完整还原其历史语境，把控好古今转化尺度，在形与用之间找到平衡。物质载体开发
的现代化不等于随意化，坚守形式服务于内涵的核心原则和价值底线，避免过于商业化和
庸俗化。

（ 三）对未来继续发扬廉洁文化效能的必然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 两创”切合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需要，有利于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对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培育社会廉洁风尚、
凝聚廉洁思想共识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 有利于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赋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
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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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 两创”正是这一方略的具体实践，通过文化浸润来筑牢思想防
线、形成长效机制。首先，以修身为本的传统智慧赋能党内思想建设，有利于夯实 “ 不想
腐”的思想根基。将慎独、慎微的修身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意识，将廉洁修身
从抽象要求转化为处理公私、义利关系的具体准则，将传统家国同廉的伦理转化为党员干
部的家风建设。其次，以制度防腐的历史经验赋能党内监督机制，有利于完善 “ 不能腐”

的制度体系。汉代刺史监郡的监察制度，宋代台谏合一的改革措施，意旨通过制度设计防
止官员专权腐败。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党委主体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的协同机制，细化
“ 三重一大”决策中的分权制衡规则，推动基层 “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落地，让传统制腐
防弊思想转化为现代权力监督的制度效能。最后，以重典治腐的辩证思维赋能党的纪律建
设，有利于强化 “ 不敢腐”的震慑效应。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中重典治腐的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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