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统政治伦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儒家倡导的 “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尚书·周官》），奠
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核心基调，揭示了公共权力运行的本质规律，明确指出唯有摒弃
私人利益考量，坚守公共利益导向，才能获得民众的真正认同与拥戴；庄子主张 “ 公而不
党，易而无私”（《 庄子·天下》），重视公正不结党、平易无私心的原则，将 “ 无私”视
为体道者的核心品格；墨家强调 “ 举公义，辟私怨”（《 墨子·尚贤上》），主张选拔贤能
之人以践行公共道义，反对由于私利而结怨生隙；法家 “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韩非
子·有度》）的刚性约束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权威，为权力运行划定了不
可逾越的制度红线。这些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中 “ 以公灭私”的伦理
规范，为公共权力的正当运行提供了价值指引。

“ 以公灭私”理念并非抽象的道德教条，而是蕴含着对权力运行规律深刻把握的思维
认知，其核心在于通过设计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构建权力廉洁运行的固定范式。一方
面，明确权力边界是 “ 以公灭私”的前提基础。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强调公权不得私
用，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严格区隔，“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从价
值层面对权力属性作出明确界定，防止权力异化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在官员的权限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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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不容有私情、私利，必须做到 “ 以公灭私” 。另一方面，强化权力监督是 “ 以
公灭私”的重要保障。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指出权要为民所用，主张通过有效的监督机
制，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公共利益。“ 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意在突出对官员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历史上御史制度、谏官制度等监督机制的创设，实为
“ 以公灭私”理念的制度化具象，其通过纠劾官吏失职、遏制权力僭越，切实保障了公共
权力的规范运行。

新时代，将 “ 以公灭私”理念注入权力运行机制，既是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时
代表达，也是构建完善治理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实际需要。通过健全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机
制，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能够有效防范私欲膨胀与权力寻租，提升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与
效能，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 “ 以公灭私”的落实，

确保制度设计不因人而异、不因时而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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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 。对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
行为 “ 零容忍”，彰显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新时代推进 “ 以公灭私”理念的实践转化，

拓展了监督渠道，形成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技术监督等多方协同的立体化
监督体系。通过完善问责机制，强化对权力滥用的追责力度，提高了违纪违法成本，使权
力运行始终处于高效、规范、透明的轨道。
（ 四）“ 修身为本”的人格塑造
“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修身为本、注重道德践履” ，修身是促进个体完善的核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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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证群体秩序的重要环节。“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儒家
将修身确立为个体道德完善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共同基础， “ 修身为本”深植于 “ 内圣外
王”的伦理体系中，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个体起点，凸显了 “ 修齐治平”的
递进逻辑；老子将修身视为体道、得道的必经之路，“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道德经·

第五十四章》），认为修身的本质是对 “ 道”的体悟与践行，而 “ 德”是 “ 道”在个体身
上的体现；墨子强调 “ 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 墨子·修身》），认为个体需从细节入手、

从小事做起，通过观察与反思实现自我提升，他指出修身要做到 “ 志强智达，言信行
果”。这种对个体内在完善的重视，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的基本品格，更为后世
廉洁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修身为本”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内在自律机制实现廉洁人格的由内而外塑造，体现
了道德认知向行为习惯转化的深层逻辑，以 “ 慎独”“ 克己”为关键载体，构建了从精神
自觉到行为自主的完整链条。“ 慎独自省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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