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1期

须以 “ 义”为边界，符合道义的利益可取，违背道义的利益必拒，从而形成 “ 以义制利”

的自我规范。从行为准则看， “ 不苟取” “ 不妄取”是廉洁的直接体现，本质是通过对
“ 义”的坚守，抵制私欲对公共利益、个人操守的侵蚀。

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语境下，“ 义以为上”的传统理念在 “ 两创”中实现了时代
激活。市场经济鼓励合法逐利，但世人行事以 “ 合义”为根本准则，凡违背公义的私利
皆需摒弃。古代 “ 义”的内涵需在具体情境中判断，而当下通过法治将 “ 公义”转化为
刚性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明确禁止贪污受
贿、权力寻租等 “ 不义行为”，将 “ 义”的底线转化为不可触碰的法律红线。政务公开、

权力清单、回避制度等措施的施行，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流程，让 “ 公义”的实现有了可
操作的制度载体，避免 “ 义”因主观解读而被弱化。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 君子义
以为上”的理念通过具体实践场景落地，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支撑。仁义、公义等价
值内核彰显了廉洁、奉公精神，并衍生为对国家、民族大义的坚守与践行。
（ 二）“ 节用爱人”的民本实践
“‘ 节用制欲’‘ 有节守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倡导的德性” 。“ 道千乘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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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儒家将 “ 节用”与 “ 爱人”作为
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强调通过克制权力主体的过度消耗来保障民生；“ 去无用之费，圣
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墨子·节用》），墨家则反对 “ 无用之费”以实现资源的合理
分配，指出唯有减少非必要耗费，才能将资源真正用于社会；道家主张 “ 自然无为”，反
对 “ 有为”的过度索取，庄子提到 “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 庄子·逍遥游》），强调人对资源的需求本应有限，过度追求 “ 无用之浮华”只会违背
自然本性，“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道家通过节制欲望实现资
源与生命的平衡。“ 节用爱人”是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与治理思想的重要理念，其核心
要义在于通过节制资源耗费、规范权力用度，实现对民众福祉的保障，蕴含着 “ 俭以养
德”与 “ 民为邦本”的共生逻辑与廉洁智慧。

“ 节用爱人”倡导通过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民生导向的资源分配。“ 节用”是前提，要
求权力主体抑制奢靡欲望，减少个人享乐、冗余开支等非必要 “ 私费”，通过规范资源使
用实现 “ 去无用之费”，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 节用不是让人完全节制欲望过一种苦
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认人有正当、合理、合礼的生活欲望与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人正
当、合理、合礼的需求欲望与需求，过一种简单、充实、有尊严、高质量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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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是目的，通过 “ 薄赋敛”“ 兴民利”等将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最终实现 “ 以民
为本”的治理目标。“ 节用爱人，让百姓 ‘ 足食’，民生富庶，才能使 ‘ 民信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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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用爱人”要求权力主体减少非必要的行政消耗与私人浪费，将资源向民生领域加以倾
斜，减轻百姓负担，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众，鲜明体现了廉洁实践的民本底色。
在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 两创”过程中，这一传统理念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形态。

“ 我们倡导节用的思想不仅有利于用最有限的资源实现更多价值，还能进一步提升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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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传统 “ 节用”伦理转化为 “ 过紧日子”的执政理念，“ 政府过 ‘ 紧日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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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细算、节用为民，不断加大民生投入” ，通过缩减行政开支、严控 “ 三公”经费、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等举措，将节约的资源更多投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 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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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就是利民惠民” ，传统 “ 爱人”思想深度融入惠民政策制定全过程，从优化公共服
务供给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到加大民生工程投入，让资源分配更
贴合民众需求，一系列举措都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传统廉洁文化在新时代
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生命力。

（ 三）“ 以公灭私”的权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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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社会是从公共权力角度看待私人事务的” ，所以公私之辩始终是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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