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并指导当地党的工作和主要斗争。巡视员要是各级党部中有能力而积极的，政治认识较清
楚的分子充当。各级党部要建立经常的巡视会议。各级党部间的交通网应有严密的灵敏的
组织，传达文件以帮助巡视工作之不足，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上级机关应予以联络上
的帮助。” 当然，巡视作为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形式，一方面它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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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其他形式的党内监督、政府监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
部执政，在党内监督同时开展的政府监督，也在巡视监督的带动下加快了制度化步伐，此
时期出台了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政治纪律决议案》 《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
《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保守党内秘密条例》等文件。实事求
是地讲，政府监督的发展，也倒逼党的自身建设，推动了党内监督的发展。
（二）推进党内监督制度发展的时代缘由
任何时期对于党内监督的激励与规约，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
斗争策略和场域的转移可以为党内监督制度发展提供最终解释，具体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党组织面临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大革命失
败之后，中央权威受到破坏，出现的一系列权力混乱、组织涣散的现象；共产国际在帮助
中共进行党内制度规定时，把联共 （布）甚至欧洲共产党的党建举措照搬照抄到中共党
内来，如促使中共六大撤销了监察委员会；同时，党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失误，在革命高潮
与低谷方面的思想认识不清楚，并且长期犯 “左”倾错误，也导致党组织受到重创。此
时，党如若不关切组织发展而一味搞暴动，只会使组织发展更加举步维艰。但是，当时党
内在这点认识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如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指出：
“在各党部寄来中央之报告，大都是暴动计划，政治问题，很少提及党内的组织状况与改
造情形。” 不断暴动及其失败，以及党不善组织的情况，最终导致组织削弱，党员数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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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干部牺牲巨大。为规避认识短板与实践困境，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认识到 “此时党的组
织工作应当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代重要千倍万倍” ，必须 “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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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务必坚决的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
部” 。为此，此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方面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的落实，而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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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制的视角强化了民主集中制，规定党内民主的边界是不影响党内集中和党中央权威；
虽然中共中央在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方面，还是十分重视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的监督权，
但这种情况很快因顺直省委 “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忽略了党的集中制”而扭转，说明
中央仍强调 “集中制”才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 正是由此，此时期党内监督主要围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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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党内民主化的重视，在 １９３６ 年西安事变之后才更为凸
显，因为当时 “苏区党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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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对 “左”右倾机会主义，监控过激行为。土地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机会主
义存在发展比较严重的时期，党内在相当长时间内警惕和开展反右斗争，实际上是犯了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时期比较严重的 “左”倾机会主义主要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
“左”倾盲动主义 （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 “左”倾冒险主义
（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至 ９ 月）和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教条主义 （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至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又以王明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最突出。当然，党内 “左”倾机会主义的存在，有中国
农民居多的国情影响，“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
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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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苏共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些代表都是有过留苏经历或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精神
的；也有大革命失败之后急于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的主观冲动，如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
处于低潮，但 “左”倾代表却主观认为革命形势在 “不断高涨”。毫无疑问，“左”倾机
会主义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使党组织发展面临困境，甚至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
促使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作方面开展创新以推进党组织发展。如针对早期党内监督中
的不当尤其是存在的惩办主义和过火行为，党也强调了 “也应当把忍耐的原则的解释工作
与同志态度的批评，当作主要的方法” ，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向党员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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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来从思想上武装他们，并且摒弃简单惩办主义的做法。为此，强调 “要加紧注意强
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特别是产业工人支部，对于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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