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 。而后，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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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会议确立了党内教育的 １８ 种具体方法；１９３１ 年 ５ 月，《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强调
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普通工作同志的政治水平；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组
织局发出 《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要求省委和县委举办培养干部的训练
班 ，等等。同时，中国共产党针对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政教育活动，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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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校开设廉洁课程培养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并注重利用舆论工具开展反腐倡廉
宣传工作，从思想上强化了监督，规避腐败的发生。 从历史实践看，注重教育在党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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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中的作用，主要着眼点还是澄清思想认知，尤其是对民主集中制 “四个服从”的思想
认知，使一般党员既能遵守纪律又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共同遵守纪律。
二是强化纪律为党内监督的落实提供强力支撑。中央苏区党的一大明确指出，“防止
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
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 为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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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还开展了肃反惩腐运动，中共中央也于 １９３３ 年成立党的监察机构并作出 《中共中央
关于成立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但是，事实上党内较长时间内
存在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所以 １９３７ 年刘少奇仍针对于此指出：“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
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与纪律的采用才是对的。” 中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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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消监察委员会的同时，设置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但其职权与作用十分有限，主要是
监督党章财务、会计和各机关工作。同时，“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
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
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
委员会” 。此机构的设置，一方面可以弥补监察委员会空档之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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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广泛的权力来弥补审查委员会权限狭隘之弊。但是，与经由党代会产生的监察委员会相
比，因产生主体不同，各省县监察委员会成为隶属而不是平行于本级委员会的机构，权限
缩减。
毫无疑问，党内监督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实践情况看肯定涉及处理落
后分子、腐败分子。但是，党内监督从立意上并不是为了严惩错误，而是为了预防规避错
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过程中注重教育和纪律相结合就比较好地体现了
党内监督的立意，也产生了比较好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土地革命中成长起
来，不仅仅是因为它选对了革命方向，而且因为它在坚守这个方向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了党
内监督制度建设，彰显了党内监督的实效性，确保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三、协同性与系统性：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
土地革命时期是经由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时期，也是
中国共产党真正结合中国国情开展自身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转入农村
之后如何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在沿袭过往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党的思想建
设，更加强调和谐党群关系来改善党的生存环境和促进党内监督，进而保障了党的生存和
发展。实际上，党内监督制度发展中的推动与制动是一体两面、互为保障的，正是在这两
种力量的保障彰显了此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不仅如此，回顾此时期党内监督制
度建设会发现，党内监督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协同推进，尤其要强调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
协同，同时也要优化外围监督环境，一并推进群众监督。
（一）思想建设是党内监督效能的内在保障
党内监督作为政党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重在建设、重在实效。无论对于
党内监督主体还是监督客体，主动监督或主动接受监督都必然是建立在自觉认识和理解的
基础之上的。所以，从理论认识和思想认知方面注重党内监督，才是真正推进监督实践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大革命失败之后，一方面恶劣的政治环境考验和厘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无
产阶级革命战士，大浪淘沙淘汰了部分跟不上革命形势的不合格分子，另一方面留存在革
命队伍中的党员干部也强化了理论学习和思想认知，以保障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此，一是从党的政策视角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 “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党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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