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制，从而产生 “人机异化”。马克思在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论述劳动的异化行为
时，认为劳动的异化是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 而人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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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直接的表现为人的生产活动及其生产的产品反过来变成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的现象。生
成式人工智能以其独特的模拟能力，表现出对马克思所描述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确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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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型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在技术系统中被 “降
解”或替代，劳动者往往沦为信息处理和算法执行的附属品，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
和决策权，从而削弱了其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所指出，
劳动者在失去自主性和创造性之后，会对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参与产生疏远情绪。
换言之，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逻辑，而劳动者作为信息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其原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和表达方式受到冲击，政治参与意愿也显著减少。
网络政治社会化中个体民众主体性地位需重新确立。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和传播途径具
有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学校、组织和大众传播媒介，但无论传播
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政治社会化的始终是以具体的人为行动对象参与到该行为
的过程之中。个体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民主的
重要参考因素。一方面，个体的政治参与是个体政治意愿阐释、个体政治倾向表达、个体
政治利益维护最为直接有效的路径；另一方面，个体政治参与是促进政治生态持续健康发
展、维护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失去民众参与责任和理性的民众社会将是无序的、混乱的
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与动荡。 具体而言，民众首先需明确自身政治定位，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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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价值和功能，掌握政治参与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民众也需掌握技术发展的运作逻
辑和价值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努力摆脱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所构建的技术囚笼，
掌握人机互动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做到技术虽非我所有、但可为我所用。
（二）技术权力隐忧与技术制度规约
技术赋权带来公共权力的不稳定性。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资本化进程催生了新型权力关
系结构，其广泛应用在为社会带来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赋予了一个新的权力基础。具体
表现为技术的所有者凭借对技术的垄断，通过技术的普及实现对社会诸多领域的渗透，并
逐步完成对社会权力新领域的开辟，这将对旧有的权力秩序格局产生实质性的侵蚀，而一
旦这种权力被占据，一个全新的技术权力寡头将会由此诞生。技术权力寡头在实践中通过
技术完成对传统政治程序的超越，以实现自身对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的塑造，这使得传统政
治权力结构处于一种失衡且不稳定的状态。在被技术 “绑架”的社会中，传统政治精英
将不得不对技术权力寡头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在这一过程之中，公共权力将逐渐
脱离制度化的运行轨道，呈现出一种复杂化、不可控的倾向。政治社会化是自然人成为政
治人的必由之路，更是现行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一旦技术权力寡
头完成政治权力渗透，必然着手开展基于现行政治权力格局下的政治社会化，从政治认同
角度着手维护技术赋权下的政治成果。政治精英与技术权力寡头的对峙局面造成政治格局
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变，这种权力的竞争将使得社会内耗加剧，进而造成公共权力呈现出不
稳定的局面。
技术扩张下的制度性权力规约。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从一开
始就嵌入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以帮助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人类技术互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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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为依托的调控模式，是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公共利益保障之间平衡的关键所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始终秉承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并结合敏捷治理的优势特征，形
成全面性治理格局。 大语言模型本身的发展已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结构和信息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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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建和强化制度性权力的规约机制显得尤为迫切。为保障平衡信息流动与公众权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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