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构”我们对新事物的认识。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取决于民众自身的思想基础和社会阶级立
场。在接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过程中，民众通过自身的框架来完成政治信息的输入、政治
信息的过滤和采纳，进而实现政治价值框架的重塑。作为政治态度形成的前提，政治信息
的输入不仅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的过程，更是一个信息互动博弈的过程。这种信息互动博
弈的过程伴随着民众之间的意见交流和观点碰撞，这种思想上的互动和博弈相较于以往任
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强烈。
大语言模型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实现多样化政治表达。民众的政治观念作为民众政
治行为发生的指导因由，对民众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需要
指出，民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中政治观念始终保持着
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就民众个体自身来讲，政治观念的形成往往需要通过与他人进行互
动，获得他人的认同，同时政治观念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隐匿性，总会通过一定的行为
和方式表现出来，即政治态度具有较强的沟通和表现的动机和需求。大语言模型改变了民
众政治表达和参与的格局，使得个体的政治观念能够在数字空间中更为显著地呈现出来。
而就同质政治观念的被动获取来说，大语言模型技术可以通过民众既往媒介行为的收集实
现民众审美偏好和政治偏向的描绘，从而作为信息内容分发的判断依据进行内容推送，提
供满足用户政治观念偏好的信息，进而形塑用户政治观念。
（三）大语言模型便利了政治文化的传播
网络政治文化的祛魅化。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人类社会从
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的发展趋势始终伴随着神权向人权的回归，政治文化
亦呈现出此种特质。现代世界和现代政治的到来本身意味着人义论的封闭体系逐渐闭合，
超越性力量从这个世界被逐出，精神日益萎缩，将权力视为单纯物质性力量的观念日渐深
入人心，形成了一种新的魅。 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趋势进程，其生成的文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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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政策解释与传播话语，往往以去神秘化、去情感化，甚至是 “程序化”的方式进行
重构，促使公众对政治权威的感知从敬畏走向理解、从象征走向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政
治不再依赖于神圣话语和象征性仪式来维系合法性，而是通过技术逻辑、数据模型和效能
叙事来建构其权威基础。这种 “新的魅”不是过去的一种超验的光辉，而是由模型与算
法能所塑造的理性化政治文化，它在降低政治神秘性的同时，也重塑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认
知方式和心理预期，进一步加快了网络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网络政治文化的分布式生产格局。大语言模型可以提升信息生产主体间的协作能力，
信息生产逐渐呈现出协同化的分布生产格局。这种分布生产格局下生产的政治信息将不再
具有教化的特征，反而呈现出一种沟通对称式的互动传播特征。借助媒介，人们可以批
判、质疑公共政策、政治秩序、政治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合法性，媒介的 “祛魅”
功能不一而足。 文化互动传播特征同样也表明，民众的政治信息的获取行为不再是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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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动式的政治观念的灌输，而呈现出一种能动的主体性特质。民众政治信息获取的能
动的主体性特质不仅是一种政治信息的接受，同时也为政治文化的祛魅化贡献力量，这使
得政治文化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民众的开放，大量增加基层社会的价值特
征，对促进社会多阶层融合的民主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网络政治文化的泛理性化传播。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中理性辩论的理想状态观点认
为，在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中，各参与者能够在无强制、平等且开放的条件下自由交换意
见，真正做到以 “更好的论据”说服对方，而非依赖权威或利益的压制。 在这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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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有参与者的发言权均被平等对待，他们通过无偏见、透明和批判性的对话，共同构
建符合公共利益的共识，从而为民主决策提供合法性保障。在大语言模型的加持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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