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大二公”的集体化模式没有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反而陷入生活困难中不能自拔。在这
种情势下，对其进行改造的愿望首先在民间迸发出来。包产到户的呼声日渐高涨，从安徽
小岗村的民间实践开始，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包产到户也意味着农村社会开始了一种新的文明实践模式。这种文明是将以集体为框
架的行为方式转向以家庭和个人为框架的行为模式，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以
“个体”为单元的农村文明实践模式在当时的环境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对于农
民致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文明模式无疑在后来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
社会公共意识弱化、村庄集体组织的管理能力弱化等问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风气盛
行，黑恶势力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改革否定了 “一大二公”的集体化的文明模式，虽然改革举措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公共性严重缺失的弊端。在现代化发展浪潮
中，“乡村公共性衰落”问题已经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乡村公共性衰落引发乡
村社会利益联结和情感联结纽带断裂、集体行动危机、村庄政治性削弱以及村落价值认同
式微 。其根源在于乡村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抛弃了集体化中所蕴含的文明的合理成分，结
〔 ６〕
果是 “将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
总结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初步发展阶段 （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阶段 （ １９５８—１９８３）；三是家庭联产承包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阶段 （ １９８３—２００４）；四
是土地流转以来的农村集体经济阶段 （ ２００４—） ，这几个阶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
〔 ７〕
否定的发展过程。无疑，乡村文明从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一大二公的集体文明出发，经历过
个体文明的发展阶段，到新时代需要重塑一种更高层次的、克服了初期集体文明弊端的新
的集体文明模式，这也反映出新时代乡村文明的回归的目标诉求。
由乡村文明的实践历史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乡村文明的真实含义是对四十多年改革开
放成果的巩固、发展和提升，是基于物质文明发展基础之上的其他文明形式的集中展现，
是对已有实践模式的辩证的否定，是以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为目标导向的实践
模式。这就需要历史地把握乡村文明 “繁荣—衰落—复兴”的发展趋势及其 “传统建构
—现代解构—新现代重构”的建构性特征 。在改革的初期，在广大农民物质生活极端匮
〔 ８〕
乏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当时的改革实践主要关注了如何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一个必然的、也是合理的选择。然而，此后的实践
结果表明，农村改革确实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物质财富较大的增长，但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的负功能也体现了出来，那就是降低了农村社会在集体化时代所
建构起来的 “公共性”。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乡村居民的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在逐步
淡化，越来越聚焦自我关切，表现出极强的个人主义倾向 。这无疑是对乡村文明的折
〔 ９〕
损，这也昭示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是在明确乡村文明的公共性内涵及构成的基
础上运用新的组织化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建。

三、新时代乡村文明中的 “公共性”内涵及构成要素

乡村文明变迁的基础动力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
代表生产关系的诸要素要做出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乡村社会经
历过不同发展阶段，物质层面的发展目标已经从基础性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共同富裕；精神
层面则是需要培育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孕育个体对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认同。盖言
之，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文明更多地体现着 “公共性”的价值追求。
１ · ·
１ 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