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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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共吸引了 197 户村民入股 25. 8 万元,其中村民持股 48. 9%,村集体持股 51. 1%。
             合作社的收益按股份比例分红,集体分红再按 “ 2413”的比例分配,其中 20%直接分给
             村民,40%作为村庄产业发展的滚动资金,10%作为管理者报酬,30%用于村集体公共建
             设。合作社通过股份分红和劳资分配,重建了村级组织、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
             实现对农民的再组织。同时,村党组织成功嵌入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
             升了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全村经济产业形成 “统分结合”的样态,各类产业实现了规模
             化生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统一生产。在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前,
             经济产业种植零散、规模较小,因此没有公司来统一收购,农户只能将经济作物送到乡镇
             集市或县城售卖给小商贩。以核桃种植为例,泡核桃是挖沙村的传统产业,也是主要产
             业,全村泡核桃种植面积 6712 亩。村集体曾尝试将农户种植的核桃统一收购并推入市场,
             但由于无法在种植过程中为农民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导致农户种植的核桃标准不一,使
             村集体在市场中难以获得议价权。
                  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深入推进,村集体通过将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向公司统一
             购买种苗,然后规划好地块让农户认领,合作社在农户种植的过程中提供生产指导,最终
             实现统购统销。在合作社指导下,全村核桃实现了统一标准种植,村集体也获得了议价
             权。同时,合作社通过整合农户闲散的土地资源,以党员带头、村企合作的方式,组织农
             民种植了 50 亩魔芋、100 亩甜脆豌豆、70 亩小金豆,并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和蚂蚱养殖

             等新兴产业。产业振兴组每季度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使全村各项产业收入稳定在 1500
             万元以上。目前,挖沙村正依托 200 万元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和 30 万元彩票公益金开展乡
             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建成 160 亩农业产业发展种植示范基地,并新开 3 个农家乐。在党
             总支引领和党员示范带头作用下,挖沙村实现了乡村产业多元化和组织化发展,农村经济
             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8 年的 1075 万元、10258 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785. 3 万元、
             17035 元。村集体通过将全村适合发展经济产业种植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不仅通过入股
             分红和就地用工等方式将全村村民组织起来发展村庄产业,实现更多劳动力在家就业,还
             增加了农户收入,吸引了更多外出人员返乡创业。
                  挖沙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 “五组一联”治理模式的长效运行提供了经济支持。
             2024 年,挖沙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43. 78 万元,其中 9. 3 万元用于支持 “五组一联”治理
             模式运作。在实践中,评奖评优成为激励党员和农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村
             集体经济壮大之前,推进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员无报
             酬,仅能依靠党支部通过党性教育进行动员和鼓励。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每年从中
             拨出一定资金奖励党员和热心村民,以弥补他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的付出。这些奖励和补
             贴有效激发了党员和村民积极性。为了确保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示范作用,避免他们将无
             偿劳动变为负担,挖沙村采用日常评奖评优制度作为经济激励的方式,而非直接发放工资
             或补贴。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由党组织领导,这决定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仅仅追求经济
             收益,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收益转换为促进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这正是村党组织成功推动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并将农民组织起来参与乡村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
                  总之,“组织再造—主体重建—情感培育—利益联结”四个机制使村党组织助推农民
             组织化得以可能,它们在治理实践中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共同推动形成了党领共治治理
             格局。其中,组织再造是实现党领共治的基本载体,是组织动员群众的主要推动力量。激
             活主体是党领共治的核心所在,党员的进场补位激活了其组织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体能动
             性,唤醒了其责任意识,使其直接面向群众,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主要实践主体。情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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