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痞势力的形成，乡村 “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 ；也有研究提到，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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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虽然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
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乡村公共环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也正是基于此类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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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乡村文明，使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
书记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此后，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活动也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大潮在各地展开。文明实践方略的提
出，一方面说明了农村社会风气需要优化，村民文明素养应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得以
提升，另一方面说明了当下农村社会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所面临的更高层面的发展目
标。在这一方面，已有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具体措施、具体做法和典型案
例 ，较多地阐述文明实践的社会功能和建设路径 。这些研究成果凸显了乡村文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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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结合本土特征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提供了思路。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乡村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表现为超越个体性和家族性的共同
体的繁荣，这也昭示着对于乡村文明变迁中的集体性与个体性交互作用所反映的公共性目
标的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顺应农村社会从包产到户到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
村治理之路所必须做出的目标调整。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当农民能够组织起来有效回应村
庄发展需要时，这个村庄的治理就有内生动力，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村庄公共性的
社会 。因此，有必要从乡村文明的历史变迁和本土经验入手，探讨当下乡村文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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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织化实现路径，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二、中国乡村文明模式的变迁与公共性重建的必要性

乡村文明的演变有自身的规律，有其历史原脉和现实走向。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
实、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而逐渐在变化，乡村文明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产物，最
终的衡量标准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文明形态的研究，是沿着
劳动实践的思路展开。人类的实践，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际
上就是改造自然的活动，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创造物质文明过程中
人类主观世界得到的改造和提升即是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相契合，中国农村谋求生产力发展和农民
生活水平提升的探索必然也会塑造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实践路径。新中国刚成立后的农村
社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生产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人
民公社，农民变为社员，共同劳动、集体分配，基本顺应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对
农村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体现公有制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乡村文明属于一种 “集体”
的文明，农村社会中无论是生产，还是人际关系，都体现着以 “集体”为边界的文明标
准。按时并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不偷懒、不损害公物是集体化的基本要求。人们在生产上
相互合作，生活上虽然以家庭为单位，但社队集体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农民的日常交往、
交通、参与社会事务等等都需要集体的 “证明”，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会受到管制。
然而，这种集体文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是一种内生的文明，而是一种效仿苏联
集体农庄又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并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所塑造的文明。这种文明在实践中与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民基本需求的满足是不相适应的，突出表现为超前于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具体表现是集体生产和生活中出现广泛的 “搭便车”“磨洋工”以及蚕食公共财
物的弊端。显然，农村集体化是有条件的，在农民自身素质并不高，行为方式无法摆脱个
体利益局限性的背景下，要通过集体化来发展生产力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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