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陋习”已经对现代文明生活形成侵蚀，普通人结婚大操大办以及 “厚葬”的礼俗使广大
农民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一些优良的传统习俗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弘扬，例如传统
的孝道缺失的案例在农村社会中常有见闻，传统的 “孝”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在乡
村社会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 “养老危机”。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将广大农民从农业生产
中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剩余的劳动力必然要分流，城镇化、城市化的发展催生了文明的融
合，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文明的冲突。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农民传统价值观念日益滑坡、
乡村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振兴已经成为当前一项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乡村社会生活愈加需要一种公共性操守。例如，在文明社区山东
〔 １４〕
诸城 Ｑ 社区调研发现，针对农村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村民人情债还不清的社会弊病，
社区对于婚丧嫁娶的礼金标准做出组织层面的明确规定，限定这些活动中宴请的标准和礼
金的上限，把大家想办而办不了的事情在社区层面解决了，结果得到了绝大多数社区居民
的支持。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用相同的标准对待，减轻了农民家庭的负担，杜绝了攀比
式的无序竞赛，一方面净化了社会风气、改善了乡村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铺张浪
费，体现了一种社会层面的 “公共性”。
文明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彼此联系，相互成就。不同的村庄表现
为不同的文明的次序，但是总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境
界，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公共性诉求所涉及的以上各个方面，也是党和国家统筹
治理思想和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 。以上几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文明，
〔 １５〕
既是新时代乡村文明的主要指向，也是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重建需要重点关注的
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均与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
切关联。

四、中国式乡村文明 “公共性”重建的组织化路径

公共性既然表征为共同性、集体性，那么就需要更为有力的组织化保障。将农民组织
起来曾经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动员令，新时代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农村社会中 “新
的联合体”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土地流转、集中耕种是未来不
可改变的趋势。如何做好文明的衔接和乡风文明的重建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就要求从中国
社会的实际出发，重建乡村社会 “公共性”，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在农村社会生
产力较大程度发展之后，再次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面上实现新时代的乡村
文明的必有举措。
（一）培育并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将农村居民整合起来，是利益共同体的联结模式，新的乡村文明需
要有集体经济作为基础。集体性指向公共性，反映的是人们 “所能共同享受某种利益，因
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 。农村发展过程中，自然村落的 “集体性”有逐渐
〔 １６〕
衰落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迁移，村落 “空洞化”也已经被广泛讨论
并得到共识。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如何才能得以维持？显然，集体经济是一个
基础性的因素。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村民与集体间的行政组织关系
逐步被淡化，而财产产权关系则被不断强化。因而，尽管村落组织的人员是分散的，但是
在经济意义上却是具有集体经济的连接纽带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集体组织的成员塑造了
一种经济意义上的 “公共性”。其价值在于共同体内的村民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取向，有
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村庄无论在实现城镇化还是合村并居后能够续存的基础，也是村
民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集体经济对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承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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