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与现代文明模式交汇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有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文明的熏染，另一方面
传统的乡土文明仍然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家庭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础要素，至今仍然不过
时。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
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
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
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也是个体成就健康、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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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人格的价值枢纽 。文明家风是文明乡风形成的基础，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到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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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幼、诚信礼让，那么文明和谐的乡村秩序自然也就形成了。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年轻一代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无论在生活
方式还是在行为理念上与老一代都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式
微。再加上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代际传承机制不复存在，这就导致了传统家风维系的基础
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在新时代如何建设良好家风成为乡村文明实践的关键，这不仅需要
有得力的宣传，更需要的是强化硬件和制度软件的建设。应该看到，在新的时代，农耕文
明仍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传承价值。传承和创新农耕文明需要从单一的农耕文明走向农
业、工业、商业文明多元发展，需要融合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需要从礼俗文化走向礼俗
与契约文化并举 。在制度设计方面，给予家风好的家庭以组织化的激励，定期给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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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物质奖励。在家风优化的基础上塑造良好乡风，农村社会中良好乡风建设要有奖善惩
恶的措施。严厉打击乡村霸痞势力才能弘扬正气，这项工作任务艰巨，需要持之以恒，将
黑恶势力挖深打透，最终需要塑造一种 “不敢黑、不想黑和不能黑”的良好社会风尚。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文明是实现新时代乡村社会 “公共性”再造的一个实践举措，其基本根据在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明模式的变迁，变迁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生
产力，模式的定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农村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后的 “一大二公”转变
为改革开放后一定程度的社会 “原子化”状态，农村社会公共性逐渐缺失。公共性的重
塑成为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的目标诉求，反映公共性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裨益。集
体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新乡贤的治理作用发挥，国家政策的落实需要广大村民的支持。因
此，乡村文明在显性意义上是立足于提升广大农民的文明素养和村庄的文明形象，在深层
意义上则具有推动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价值。要达成这个
目标，必须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振兴之路、文明之路，在文明实践
过程中体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转化和发展体现在乡村社会治理和
社会政策的实践当中，这也是推动乡村文明实践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乡村文明的公共性建
构需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具体到社区组织的治理体系，既重视乡贤在乡村文明实践
中的带头作用，也重视家庭在文明实践中的基础作用，顺应国家层面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代表的文明导向，强化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
总之，乡村文明的公共性不仅反映现代性，而且也反映历史性、社会性，需要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明要素的交互融合方能有效实现。这体现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的过程
中。新型的乡村社会组织既有代表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行政和政党力量的介入，也有代表传
统的乡土社会文明要素的传承，以此助力实现乡村文明的价值重构。由此，国家出台相关
社会治理政策才能发挥良好的实践效果，也才能更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乡村文明，助力乡村
振兴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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