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求出发，在继承前代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荀子思想理论的系统化基于回应周秦之变的
现实需求，是儒家文化在吸收三代文化基础上长时期积累与发展的结果。而党内法规的建
设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对时
代需求做出的强力回应，其体系也历经数代中共领导人的探索与积累，最终形成了系统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理论。最后，就其内容而言，二者具有相同的实
践论，都重视工具伦理和价值伦理的双重作用，主张 “刚柔并济”。荀子认为良好秩序的
构建虽然离不开道德教化的主体性作用，但是也需要法度与刑罚作为其发挥实际作用的保
障性手段。党内法规也同样重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强调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
双管齐下，促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总的来说，二者的契合不仅仅是表现在理念上的共鸣，更在于二者都有相应的历史使
命和时代价值。荀子开创的儒家事功派学说，为党内法规建设同时提供了思想教化和制度
保障两个方面的理论资源。党内法规也因其自身所具备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成为传统伦理
精髓在现代制度框架中最合适的表达形式，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不断调整以符合时
代的变化，为中国政治的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三、荀子政治哲学思想在管党治党领域的现代化转换

相较于孔孟儒家学说中的色彩浓重的理想主义，荀子学说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品
性。他的 “隆礼重法”思想将 “礼”作为社会教化的基础，以 “礼”来塑造人心、稳定
秩序，同时强调 “法”作为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执行力的工具。这种礼法结合的治理模式，
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还为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的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
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启发。荀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所揭示的一般性规律，对于构建内外兼
修、既有约束力又具备道德感召力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化性起伪：以人为本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言，相较于先秦孔孟儒学，荀子的主张尽管也推崇德治的优越地位，但其并不
单纯地认为道德能够通过反求诸己、自事其心的方式来获得，而是需要外界的引导与教
化。荀子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
不能自美” ，这一观点深刻阐述了人类先天本性与后天努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人性
〔 １４〕
虽有自然倾向，但仍可以借助外在教化来成就美德。同时他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
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贪逸、避苦、好利，
〔 １５〕
这些都是与生俱来且普遍存在的本能。这难道就是荀子口中的 “恶”吗？答案并非如此。
“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
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由此而言，荀子并不抨击人生
〔 １６〕
来具有的欲望，反而 “人生而有身即有欲”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其存在合乎情理，无
可厚非。所谓的 “恶”虽然出自人的欲望，但是只有当这些欲望被放任自流、恣意妄行
时，才会导致争名夺利、祸乱四起，礼义失序、纲常崩坏，从而演变为真正的 “恶”。
因此，荀子的 “性恶论”并非简单地指责人性，而是尊重人性同时揭示了其潜在的
危险性。他之所以强调 “性恶”，是为后续的 “化性起伪”提供理论基础。荀子坚信，通
过教化和外在规训，人可以矫正本性、磨砺心志、积善修德，最终达到 “积小成大、积善
成圣”的境界。尽管他斩钉截铁地认为人性本质上倾向于恶，但绝非主张人应顺性而为，
更不提倡 “弱肉强食”或 “丛林法则”的无序状态。相反，他极力倡导 “有法有治”，认
为社会秩序必须以礼义为基础，辅以法度来维持。换言之，荀子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
伪”并非消极悲观的结论，而是激励人们 “化性起伪”，通过后天不懈的努力抑制欲望、
７ · ·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