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并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
出系统部署。 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上，不仅要立足当下，分析和研究改革当前现状，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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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历史性眼光和批判性思维对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行回顾反思，并将其置
于世界改革发展史、社会主义改革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宏大视野和比较视域下进行理解
和把握，以此全面凸显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超越。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对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超越”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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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离不开对其总目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的思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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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把握，而现代化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继续
追溯则会发现蕴含在 “现代性”背后的根本———理性。
在现代社会，理性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强调基于逻辑推理和客观
分析来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成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绕不
开的关键词，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具有较强的诠释力。理性的理论起源可
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念、理性的关注，并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
运动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其中，马克斯·韦
伯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标识就在于理性化，并将哲学领域中的 “理性”概念拓展到社会
学领域，他将人的理性划分为两种类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成为贯穿其社会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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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核心思想，并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毋庸置疑它为窥见和把握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性超越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理论分析框架。

二、比较视域下改革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历史分离
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 “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
把这些预期用作 ‘条件’或者 ‘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而价值理
性 “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
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
否” 。简言之，工具理性遵循效率逻辑，强调基于 “事实判断”，通过理性 “计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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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段的最优解，实现效益最大化；价值理性则遵循价值逻辑，是基于主体自身的 “价值
判断”，关心目标的价值诉求和实质内容，为此不考虑后果与代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的经典诠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为研究考察社会现象、社会活动提供了
一个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模型，给予了窥见改革的有益视角。
古往今来，改革 （变法）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有效手
段，一直备受统治阶层的推崇，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转折的关键所在。“澄清前提、
划定界限”是康德关于 “批判”的哲学定义，分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价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层面上的超越逻辑，首要前提就在于对古今中外的改革进行总结反思，并将其置于
一种比较的视野和批判的眼光之下，与各类改革划定根本界限。这种比较和批判既包括从
横向国际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镜鉴，也包括从纵向历史层面对中国历史上改革
的省思。
（一）横向国际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镜鉴
从横向的国际对比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其实质
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所作的细枝末节、无足轻重的变革，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形成过程正是工具理性主导、淹没、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１９ 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理性
的力量驱散了迷信、宗教、神秘和超自然存在的魅惑，即 “世界除魅”的完成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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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 ，“上帝已死”的观念深入人心。接踵而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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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被充分理性化，工具理性的普遍性使得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理性、计算和效率为导
向的经济活动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
理性把人从中世纪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同时又给人戴上工具理性的枷锁。工具理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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