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方面的扩张宰制了价值理性，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对物的苛求超越了对人
的发展。价值理性的极大缺失使得 “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
的问题” ，人变得机械化、程序化、非人化，成为社会大机器中一个零件，成为 “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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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人” ，“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简单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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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关系”。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现代化的先行者”的改革尚不可克服和跳出资本主义
社会内在矛盾和现代化悖论，而那些效仿照搬西方模式的后发国家，如一些拉美地区、东
欧国家，妄想通过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资本逻辑代替人本逻辑的改革，不仅无法
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
环，现代化之路困难重重。
尽管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于各种压力和考虑，采取了类似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保
护劳工权益、调整税收政策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改革的价值理性。但从
根本上讲，诸类改革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细微调整和改
良，并未为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应有的条件，仍然处于工具理性压倒、削弱、
淹没价值理性的阶段，处于韦伯所宣称的 “钢铁般的牢笼” 的时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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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互分离的态势并没得到根本逆转。
（二）纵向历史对比：中国历史上改革 （变法）的省思
从纵向的历史对比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
法变革图强运动。” 中国历史上不乏许多著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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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繁荣和传承。中国几千年来的改革发展史正
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从缺失、分离走向统一、整合的历史。
以 “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封建时
期的 “断裂式改革” 是封建统治者为达成一定的社会理想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极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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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改革。此类改革在意识形态上主要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遵循着仁、义、礼、智的道德
准则，与之相适应的是建构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伦理社会，有力推动了农业文明的
繁荣，但这与工具理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工业文明并不适应。可以说，古代中国对伦理
道德的追求往往一定程度上 “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工具理性的缺失使得这一时期的改
革通常理想过高、脱离客观历史条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空想色彩，改革往往被迫停
止或无疾而终。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以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代表的革新图
强，在工具理性层面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体系以实现国家的救亡图
存。然而，所谓 “救亡图存”的目标追求只是为了延续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巩固皇权，
本身就与近代发展潮流相逆、与现代化发展趋势相背，从价值层面来看本身就是不理性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改革很大程度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影响，通过 “一
化三改”制定严格的 “五年计划”，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然而计划经济通过单一行政手段对资源进行统一生产、统
一管理、统一调配，虽在价值理性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但计划为主的资源
配置方式缺少市场机制 “无形的手”，致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经济效益相对低下，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不高，工具理性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缺失、分离的局面直到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才逐渐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效汲取了西方工具理性的
正面效应、借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体
制改革，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实现了经济快速
发展。然而，“工具理性”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
出一系列 “价值理性”缺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
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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