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的分析；从治理、民主和法治等角度出发，探讨参与的意义、目标、功能、价值、路径、
形式及其制度设计；从个体权利出发，探讨参与主体的动机、成本与收益、个体的选择、
角色定位、参与者的素质等。实证研究则包括：对我国公民或其中的特定群体参与地方选
举、立法、行政等活动的案例观察和调查报告；利用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政治心理与态度
等个体层面的变量及社会结构、社会公平等宏观层面变量，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所作的
解释性分析；从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公众参与的效果；以及通过公民参与的实
践观察和分析，总结个体或组织参与的方式和经验等。
至于参与的领域，相关研究已从选举、与政府官员接触、沟通等传统政治参与，扩展
到民主治理、公共部门决策等多个领域。其中，立法领域主要有立法听证和立法游说；政
府决策和公共治理的公众参与领域主要有环境保护、公共预算、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公
共事业管理等；基层治理方面主要是参与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以及新型居民区中的业主自
治。这些方面也是当前公众参与比较活跃的领域。 至于贫困治理，仍属公众参与研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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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关注的领域。虽有学者倡导 “参与式扶贫”，并对其运行机制与绩效评价 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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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内涵主要是将扶贫对象视为扶贫主体，强调对扶贫对象的赋权，注重扶贫对象能力的
培养。然而，由于贫困户在资源禀赋、知识能力、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先天不足，他们实际
上很难真正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因此，按此理解的参与式扶贫也就在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招致诸多批评。例如，有批评者认为，参与式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只是
一个不可能实现的 “神话”，外来者 （扶贫主体）仍然是所开展扶贫项目的实际主导者，
“而参与方法不过成了一种标榜先进的象征和骗取项目资金的手段” 。然而，如果将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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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治理的参与主体从贫困户转向其他社会公众，则不难发现这种参与不仅在事实上大量存
在，而且对于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甚少关注，相
关实证研究尤为匮乏。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贫困治理的研究，还是对公众参与的研究，都缺乏对贫困治理中
的公众参与的关注。特别是，部分社会评论家和学者依托少量个案的观察，用 “干部积极
干、群众站边看”等表述将贫困治理描述为干部积极作为、群众消极冷漠的 “扶贫独角
戏”。作为扶贫这一系统性社会工程的某个局部特写，这也许是成立的，但作为当代中国
贫困治理的整体叙事，则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的。从全面脱贫伟大成就的结果来倒推，
消极冷漠、袖手旁观的公众形象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公众参与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重要维度，无疑对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公众究竟如何在
贫困治理中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具有助贫效果的公众行为模式有哪些？其参与水平如
何？受哪些因素影响？有怎样的参与效应？学界对此尚未明确回答。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
上，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尝试对前述问题予以科学回答。

二、研究假设、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预设与假设
１． 公众积极助贫及其行为多样性
如前所述，本文预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公众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并非袖手旁观的
消极形象，而是扮演着重要的积极参与者角色，形式多样的助贫行为是其参与贫困治理的
主要方式。与常规公众参与相比，助贫行为具有一些自身特征。一方面，公众参与助贫行
为可能源自不同动机。常规的公众参与，尤其是传统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自利动机，即
通过参与来表达个人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及其实施。而公众参与助贫行为首先是出
于利他动机的考虑，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特征。当然，社会公众的某些自利行为，如购物消
费、观光旅游，通过收入和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转移，在客观上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助
贫效果。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助贫的行为方式具有多样性，各种捐赠救助行为、响应政策
号召参加各种支教支边行为，乃至日常购物消费行为，都有可能产生助贫效果。本文关于
公众积极助贫及其行为多样性的理论预设，将通过后文对助贫行为模式和参与水平的描述
性分析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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