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霍布斯与洛克都预设个人必须结合成社会的原因之所在。其次，民族国家，尤其是规范形
态的民族国家，不是为了抽掉作为国家基石的个人的独立性，而是以国家为前提条件来规
定它保护个人权利的刚性责任。这是一个国家与个人相互塑造的机制。
这从国家与个人两端的各自限定与相互限定上体现出来。就个人权利来讲，密尔原则
即伤害原则设定了个体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准则。就国家建构来讲，也就是从宪法制
①
定的公民权利条款来看，个人权利的保护性规定也是基于这一原则的。尽管宪法在公民权
利部分不明确规定民族这类集体的权利，但在国家处理民族事务时，伤害原则可以说是一
个适用性原则。正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宪法，是在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国家的
平衡性关系机制中确立其权利哲学的，因此它让一国民众不会感到在法权上是不平等的。
如此，他们会以平等相待的政治方式彼此相待。因此也就会采取和平与理性的方式处理相互
之间的关系与利益。这并不否认在社会领域中还存在更多、更复杂的有待磨合问题。但是，
政治领域中的个体与群体成员、成员与国家、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磨合机制，也就是依宪行政
的机制，是有效降低社会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保证它们之间共存于一个政治体的前提条件。
无疑，一个国家即使生成了大熔炉机制，也不能完全彻底地化解存在于国内的个体间
冲突与民族间矛盾。这不仅是因为人类在生存状态上必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即人
性是由动物性、社会性与神性构成的复杂机制，因此总是会因为某种机缘从神性的层面下
落到动物性的层面，人类不得不应对本性上的某种攻击性缺陷，因此人类不可能彻底消除
自身缺陷，而只能不间断地与自身缺陷做斗争。与此同时，人类的政治状态存在不可能完
全克服的缺陷的。这是因为，一切好的政治组织方式，总是在具体的政治需要状态下生成
的，因此很难在超出某一具体状态下持续发挥积极效能；任何政治制度都会经历兴起、兴
盛到衰落的过程，因此人类不得不根据变化的社会政治情形来补强之前进行的政治安排。
就人类的现代处境来讲，根据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道德信条，人类摸索到了民
主政治，有效地解决了古代王权政治处境中难以解决的保护人权、限制官权的问题。但
是，人自身的复杂性与政治的变动性，促使人们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安排来
干净、彻底地解决掉一切社会政治问题。这就需要人类为之做出持续的努力。就此而言，
即便有大熔炉这样的机制，它照样无法一了百了地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种种认同难题。这就
提醒人们，在多民族国家的内外部事务中，仍然需要建构具有说服力的认同话语、具有内
聚力的制度体系，并在社会与政治的两个相关领域中坚持不懈地推动相容机制，排拒相斥
进路。仅就目前的民族国家融合机制来讲，如何将社会领域的民族及其传统之间的政治异
动性意愿降低，将政治趋同性意愿提高，就是一个必须审慎以待的大问题。同时，如何将
政治领域的民族集群所必然具有的相异辨认改变为相同认知，进而保持对国家的认同，也
是一个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再则，在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个人关系与民族

关系的磨合机制上，如何以限制性冲突和趋同化和谐两手来保证其向心性运转，杜绝必然
存在的冲突走向激化且消解国家存续的有限资源，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置的大难题。可
见，大融合必须具有持续工作的动力，才足以保持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结语

回顾 “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它已经经历了一个为时不短的演进过程。从顾颉刚
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起始，凸显了中华民族之作为政治民族的建构意图；到费孝

① 在社会要干涉个人事务时，必须保障自我不受伤害与防止其伤害别人，这是密尔伤害原则的两个关联指向。参
见密尔 《论自由》，孟凡礼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９ －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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