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通明确批评顾颉刚的这一论述进路，直到数十年后提出一个替代性命题，即 “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命题，尝试将多民族历史文化融进政治民族促成的现实政治体即国家之中；再
到当下由国家方面提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题，意在进一步融合社会民族与政
治民族，使之成为稳定与牢固的社会政治实体。关于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已经走过了将
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迈过了三道理论门槛，跨越了国家建构的立宪阶段，进入了国家建设
的精细布局时期。三种提法，旨趣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并确证以中华民族为政治主体建构
起来的现代中国。但三种提法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顾颉刚是在民族危机处境中提出的
相关命题，因此是为了免于民族国家无以自证的困局而阐释其命题的。但这不是在国家安
全具有保障条件下做出的理性与平和的设想。费孝通认为顾颉刚的论证有意降低中国是一
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事实强度，乃是与历史真实相左的说法。因此他在晚年才以长期的
深思熟虑，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题，以求化解顾颉刚那种以否认少数民族的
民族存在事实来捍卫中华民族这一个民族的悖反。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命题的提
出，有着进一步夯实费孝通以民族史和政治史事实来支持中华民族论证的作用。因为，引
入 “共同体”这一概念，存在着将 “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强势政治塑造转变为柔性的社
会促成的意图，从而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证成提供更容易为人接受的说法。
在此，滕尼斯的论述有着帮助人们理解从一般社会共同体向政治社会即国家演进过程
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总是存在施动方与受动方的情况下，这种关系究竟是发挥出生存还是
毁灭作用，就在于它如何将自然的生成状态转变一种构造性的社会状态。“所有这样的关
系都表现为 ‘多’中的 ‘一’或 ‘一’中的 ‘多’。这样的关系包含了人们的相互支持、
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它们在人们彼此之间传递，并且被视作人的意志及其力量的外
在表现。通过这种肯定的关系形成的群体一旦被理解成统一地向内或向外发挥作用的生命
体或物体，那么它就被称作一个结合，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理
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象的与机械的
构造，那么这就是社会的概念。” 这一区分，让人们意识到，共同体概念更多强调的是人们
〔 ９〕
生活在一起形成的那种机制，而社会概念则重视的对共同体的机制性再造。循此可知，“中
华民族共同体”便是基于社会生活中长期磨合与互动形成的机制，复加社会的再造而构成的
一个复合性概念，它力图取共同体与社会的双重优势，以强化 “中华民族”的证成强度。
取决于 “中华民族”话语建构与中华民族实体建构的相伴性，中华民族的实体建构
作为先导的社会变迁结果，会对 “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但 “中华
民族”话语的建构，会反过来影响中华民族实体建构的自觉状态与理性程度。基于此，“中
华民族”话语的建构，确实需要对基本方法理念、复合主体、相融机制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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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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